不论古今，人们总是祈求在新的一年里可以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最怕的就是天灾又逢人祸。不过天灾和人祸硬要比起来的话，天灾相对容易应对些，因为天灾总会过去，然人祸贻害无穷，在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里就如此，其人祸之烈远远大于天灾，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一、黄河决堤，人祸“水灾”，遗害后世。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在后梁与后唐两大军阀集团的斗争期间，后梁为在军事上压制后唐，先后3次决开黄河河堤：

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滑州附近黄河水段暴涨，后梁太祖朱温命令军士决开河堤，“河夹滑城而东，为害滋甚”；

后梁末帝贞明四年（公元918年），后梁名将谢彦璋与后唐军队交战，在杨刘城“决河水，弥浸数里，以限晋兵”；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后梁王朝灭亡前夕，后梁名将段凝“自滑州南决破河堤，使水东注，曹、濮之间至于汶阳，弥漫不绝，以陷北军”。

后梁三次人为决开黄河河堤，非但没有改变自己最终灭亡的国运，而且导致了黄河泛滥，不仅在当时酿成严重的水灾，还遗害后世。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从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至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有关黄河泛滥的水灾记录达30次。此后，黄河水灾也频发，其中最严重的一次要数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的黄河水灾。

《资治通鉴•后周纪》：“河自杨刘至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为二派，汇为大泽，弥漫数百里；又东北坏古堤而出，灌齐、棣、淄诸州，至于海涯，漂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流民采菰稗、捕鱼以给食。”

正是由于后梁三次决开黄河河堤造成了人祸“水灾”，逼着后世历朝历代都必须把如何修治好黄河河堤，作为治国首要之策。但在五代十国的乱世，在当时朝廷多是昏暗无道、藩镇志在横征暴敛、官吏上下贪腐的情况下，治河工程自然难有成效，于是黄河河堤屡决屡塞，但是水灾却是有增无减。我们从以下的几个记载，就可见其端倪：

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督汴、滑兵士修酸枣县堤，连年河水涨曹、濮故也，寻而复坏”；

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2年），“诸州大水，宋、亳、颍尤甚”；

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河决于滑、邢，一溉东流”，“兖州、濮州界皆为水所漂溺”，“兖州又奏河水东流，阔七十里，水势南流入沓河，及扬州河”；

后晋开运元年（公元944年），“滑州河决，漂注曹、濮、单、濮、郓等州之境，环梁山和于汶、济，由此汇成梁山泊”，此次水灾就是水泊梁山的由来。

以上黄河水灾记载均出自北宋宰相王钦若所著的《册府元龟•邦计部•河渠二》，此外王钦若还提到在他所生活的宋真宗年间之前，黄河发生如后周显德三年那样的大水灾共有9次之多。

黄河常年泛滥成灾，致使黄淮之间广大地区之内的百姓苦不堪言，财产和生命都受到了严重威胁，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后梁王朝的人为决堤，人祸之烈甚于天灾啊。

正是由于黄河水灾的肆虐，“天下苦黄久矣”，于是在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时隔后梁首次决堤的152年之后，北宋朝廷上下一心决心修筑黄河改道工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三次黄河改道水利工程。

此次黄河改道，冲决澶州商胡埽，向北直奔大名，经聊城西至今河北青县境与卫河相合，然后入海。这条河宋人称为“北流”，12年后，黄河在商胡埽下游今南乐西度决口，分流经今朝城、馆陶、乐陵、无棣入海、宋人称此河为“东流”。东流行水不到40年便断流。

但也正是因为这次改道，影响了北宋朝的国运，虽然黄淮地区的百姓再也不用饱受黄河泛滥之苦，却给此后定鼎中原的王朝带来消除不去的梦魇。

此前的东汉黄河故道是由河南出，直接向西流经山东，然后出海。下游河道全在山东境内，南靠山东丘陵，在山东丘陵布防可以居高临下，较易截击跨过黄河来犯的北方之敌。

但北宋黄河改道后，下游河道大部分全在河北境内，且走势为由南至北，河北境内全是平原，无险要可恃，而且沿河布防由原有的仅在南岸布防，改为东西两岸布防，又增加了驻军人数又增加了驻防难度。

北宋末年，宋朝军队正是由此被南下的金兵迅速击溃。开封城破，北宋皇室被俘虏，受尽金国凌辱，令人发指。

好在天道好轮回，有因必有果。107年后，金国皇室也是在开封，被蒙古破城俘虏，所受凌辱十倍于北宋皇室。也正因为有了金国的前车之鉴，崖山海战之后，南宋皇室选择了集体跳海殉国得以免遭凌辱。

羚羊评曰：由此观之，人祸遗害后世，何止百年？

二、赋役不均，人祸“蝗灾”，田畴荒芜。

早在中唐时期赋役不均的情况就时有发生，虽然经历过唐朝著名的经济学家杨炎改革了赋役，实行两税法，但也只是稍稍缓解，百年之后，税外生税之事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到了后梁时，赋役不均的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大批大批的田地荒芜，无人耕种，与“蝗灾”过境一般无二。

后梁灭亡，后唐继世，详细梳理后梁王朝赋役不均的情况，在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后唐庄宗李存勖下诏云：“坊闻富户田畴，多投权势影占，州县不敢科役，贫下者更代征徭，转到凋残，最为蠹弊”（出自《册府元龟•帝王部•赦宥十一》）

富户仗势欺人，暗中侵占田亩，用来规避赋役，以致于重赋苛役都转嫁到缺钱少田的农户身上。本来朝廷鼓励农户能者多劳，耕田多者可免赋役，没成想田地俱为富户所占，富户只占不耕，以致于田畴荒芜，农户无田，朝廷无粮，富户无税，造成粮食短缺、财政吃紧的恶性循环。

于是后梁朝廷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只有变本加厉巧立名目，设置花样翻出的税目来填补，由于富户可以勾结贿赂当地官吏，所以这些苛捐杂税往往最终都转嫁到普通农户身上，一句“最为蠹弊”，生动形象的表述了这一事实。（蠹，即蠹虫，原意为咬器物的昆虫，引申义为比喻危害集体利益的坏人。）

后唐庄宗在此诏书后文，公然指责后梁：“通言杂税，有形之类，无税不加”，后唐天成四年（公元929年）的户部奏疏中，列举了后梁征收的税目有粮税（大麦、小麦、曲麦、豌豆）、正税（匹绢）、鞋钱、地头钱、傕曲钱、蚕钱、盐钱等诸色折科。

后梁税目繁多，百姓已经苦不堪言，州县官吏为了征税，更是恣意敲诈勒索，导致大量农户自愿落草为寇或者从军入伍，农业人口大幅度缩减，国本不稳。这也是为什么后唐王朝能轻松灭亡后梁王朝的原因之一。

也是在同光二年（924年）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诏书中提到：“朕闻伪朝（后梁）以来，恣为敛财，至于杂色斛斗柴草，受纳仓场，邀诘人户，分外诛求，纳一斗则二斗未充，纳一束则三束不了；互相蒙蔽，上下均分，疲毙生灵，莫斯为甚”。

李存勖本想灭亡后梁，当衣食无忧，没成想接手的是一个上烂到下的破摊子，于是各种指责与抱怨后梁王朝的暴政，但李存勖也就只是抱怨一下而已，并没有改革税制帮百姓脱离苦海。反而重用五代首屈一指的敛财高手孔谦，利用他横征暴敛富自己的腰包，任诏书中说的冠冕堂皇，不过为一己之私耳！固李存勖虽有灭后梁、前蜀之功，仅在位三年，就上下离心，死于兵变，惜乎？

李存勖故去后，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由于军费开支浩大，李嗣源对于后唐王朝横征暴敛、赋役不均、田畴荒芜的情况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有改革，效果甚微。

明宗故去后短短三年，后唐闵帝李从厚、后唐末帝李从珂相继死于兵灾，原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借由契丹的力量开创后晋王朝。后晋每年都要对契丹纳贡，各地藩镇内乱又层出不穷，其税目较后唐更加变本加厉。

十年后，后晋王朝被契丹南侵所灭，后汉由此而立，但不到两年就因内乱而亡，直到原后汉大将郭威在公元951年建立后周王朝为止，赋役不均的情况，才得到改善，百姓安居，欣欣向荣。

羚羊评曰：此人祸持续近44年，历代蝗灾有能比之长乎？

三、劫掠成性，人祸“火灾”，商旅难存。

中国有个成语我想大家一定不陌生，叫做“趁火打劫”，愿意指的就是趁人家失火时去抢劫，比喻趁人之危谋取私利。

但在割据分裂且又军费浩大的五代十国，各地藩镇军阀纷纷拒绝了“趁火打劫”，因为他们觉得趁人之危太慢，所以转而选择“纵火打劫”，如此这般打劫才能成为常态。

据《资治通鉴•后梁卷》记载，在后梁建国前夕，吴王杨行密秘密派遣唐令回（时任淮南节度府押牙）持江南茶叶万余斤去开封城做贸易，结果朱温派后梁军出动尽夺其茶并拘押唐令回，从此梁吴关系进一步恶化。

吴王杨行密割据两淮、江南与江西，为南方第一强藩，就连他的商队都免不了被劫掠，何况是普通的商旅？

在当时各地不仅关卡林立，商税繁重，而且掠夺商货，杀害商旅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到处都是“纵火打劫”，这人祸“火灾”让不计其数的财产与生命遭受损失。

更可恨的是这样的人祸“火灾”居然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大力推广。后唐同光年间，五代知名的敛财高手孔谦上奏后唐庄宗李存勖称：“诸道纲运商旅，多于私路苟免商税，不由官路往来，宜令所在关防严加捉搦，山谷私由道路，仍须障塞，以戢行人”。

由此可以看出，孔谦为了敛财，毫无人性，公然地化官吏为强盗，光设立关卡还不够，还要求关防士卒主动负责区域内商旅的搜捕，不准有漏网之鱼。甚至不惜封山堵路，连普通行人都不放过，要缴纳过路费才可放行。

最终结果在前文我们提到过，李存勖不仅同意而且大力支持孔谦的敛财行径，李存勖指责后梁如“蝗虫过境”，自己却是“四处放火”，真是五十步笑百步！

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后，立即诛杀孔谦，然后屡屡颁布诏书通商旅。

天成元年（公元926年）诏云：“省司及诸府置税茶场院，自湖南至京六、七处纳税，以至商旅不通，及州使置杂税务交下烦碎，宜定合税物色名目，商旅即许收税，不得邀难百姓”（出自《册府元龟•邦计部•关市》）。

但是想要改变这些弊政，岂是杀一个孔谦、下几道诏书就能生效的。不久之后，就有人投匦陈状说：“天下商税处，多不由旧时关市制度，以此倍忧农商”，由此可见李嗣源颁布的诏书效果甚微。

由于人祸“火灾”，商旅难以经营，这便给了显贵之家奇货可居，哄抬物价的机会，如后唐勋臣李嗣昭之妻杨氏，“善积聚，设法贩鬻，致家财百万”；此前李存勖的刘皇后“好兴利聚财”，尤其著名，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所以一个孔谦虽然被诛杀，但也改变不了这些勋臣显贵之家依恃特权，垄断货源，且不用缴纳商税，于是各个家财万贯，造成后唐上层一片繁华奢靡的假象，其实不过是豪夺罢了。

后唐如此，后晋、后汉更是如此，内有朝堂威权下降，外有契丹虎视眈眈，于是各个勋臣显贵、强藩大州莫不劫掠成性，只为中饱私囊，哪管这“火光漫天”。

羚羊评曰：余尝翻遍诸史，未见有天火比此“人火”之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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