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魏星卞晔文/图

江水滔滔，大浪淘沙。站在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战役纪念馆前眺望：远处，北面的汀江，直流而下；西南面的梅江，奔流不息；三江汇合处，韩江滚滚南去；近处，一座高15米、宽4米的烈士纪念碑静静伫立在笔枝尾山顶，“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朱德亲笔书写的15个正楷鎏金大字，苍劲有力，浑厚凝重，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眼。屹立在纪念碑旁的朱德铜像身穿戎装，深情地凝望着这片他为之浴血战斗过的土地……

扼守三河坝激战三昼夜

会昌战役后，八一南昌起义部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

1927年9月，起义部队进入福建长汀后，对入粤作出分兵决策部署：叶挺、贺龙率主力往潮汕建立工农政权；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及第九军军官教育团，驻守大埔三河坝，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南下。

当时，蒋介石嫡系部队钱大钧率领的3个师2个团约2万人，正集结于梅县一带，企图切断起义军后路，与粤军、桂系部队联合，对起义部队形成“围剿”之势。

大敌当前，不容有失。朱德仔细观察三河坝地形后指出，如果我军坚守汇城，会形成背水作战的局势。朱德决定连夜东渡韩江到东文部，抢占笔枝尾山、龙虎坑等一带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汇城对岸的笔枝尾山，形如鱼尾、山势险要，有一山镇三江之势。当时，我军的主力集中在这里，前沿阵地上有三架水龙机关枪，30余里的山头都埋伏着起义部队英勇的战士，准备迎头痛击来犯的敌人。

“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得此控闽赣，失此失潮汕之称。”在三河坝战役纪念园，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甘海洋感慨地说，敌人至汇城后，不敢贸然渡江，在西岸挖战壕，隔江对峙。

10月1日下午，枪声响起，敌军发动进攻，并于半夜偷渡。在对岸严阵以待的起义部队，遵照朱德“半渡而击”的指示，集中火力，击沉敌人大部分船只。

10月2日，敌军又从松开方向捉来10多条民船，载兵强渡，均被起义军击退。

10月3日拂晓，江面浓雾弥漫。敌人利用浓雾并在火力掩护下，兵分多路强行渡江，对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经过三天三夜的顽强阻击，起义军杀伤了大量敌人，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任务已完成，当晚决定撤离战斗。

三河坝战役纪念馆讲解员告诉记者，整个三河坝战役，起义军共毙敌2000多人，我军也有上千人英勇牺牲。

军民鱼水情播下红色种

9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三昼夜激战，让三河坝留下了周恩来和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林彪6位开国元帅的足迹，更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起义军在三河坝地区逗留时间不长，但革命的行动已经深入人心，扩大了党在农村的影响。起义军虽然走了，但给粤东北地区播下了红色的种子。

三河坝战役纪念馆记录下这个场景：起义军来三河坝前一个月，先派有地下工作人员到三河坝境内的汇东等地进行秘密组织工会和农会。二十五师政治部同时派出工作队，在三河坝一带做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还把一部分枪支交给大埔县委和三河坝地区群众。

起义部队进城后，商人开门放鞭炮欢迎，连夜做生意，市面一片繁荣。部队官兵到三河坝后，分住在庙宇、祠堂和群众家里。第二天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布告以周士第同志名字出。军队纪律很好，买东西很公道，讲话很温和，群众关系很好。

住了几天后，起义军就在汇城南门外召开群众大会，有2000多名群众参加。站在凳子上演讲的正是朱德同志，会后还举行示威游行，参加者手持纸旗，呼口号、贴标语，游行队伍振臂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

当年起义部队第25师师长周士第在回忆录中写道：“经过发动群众，战斗中当地农民武装一百多人与我们并肩战斗，共同杀敌。许多农民还燃放鞭炮，帮助我们迷惑敌人……”

三河坝纪念馆讲解员说道：“这说明八一起义部队不是打一仗就走，而是一路宣传党的思想，宣传革命理念，进而广泛发动群众。”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甘海洋认为，三河坝战役中，朱德率领起义军不畏强敌，不怕流血牺牲，可歌可泣，是起义军和当地农军共同抗击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光辉范例。三河坝战役提振了大埔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心，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奋起反击的斗志，撒播了革命的火种。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叶文益撰文提出，三河坝战役后，朱德总结起义军南下失利的教训，悟出了一些适应部队生存与发展的新对策，如改变过去占领大城市的想法，提出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又如部队由过去的打正规战变为打游击战；在战术上，由打大仗改为打小仗。

朱德自己也曾总结道：“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完全打垮。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游。”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肖克将军对这段历史也有过这样的评价：“没有三河坝战役，就没有后来的井冈山会师。”

苏区共振兴红色促发展

绿竹千竿，见证历史。

如今，笔枝尾山腰上，重新修复的战壕掩映在树林中，依靠山势层层向下、虎视对岸，见证着一座新城的崛起。奔腾的三江水上，飞跨6座新大桥：三河坝大桥、中山大桥、朱德纪念大桥、铁路大桥……这个自明清以后被称为“得此控闽赣，失此失潮汕”的兵家必争之地，如今硝烟散尽，成为粤东一带颇有名气的经济强镇和红色旅游区。

红色记忆在这里没有褪去。纪念馆里还保留着当年残留的弹片、佩剑；当年设有起义部队指挥所的田氏宗祠，至今屋内墙上还留着当年起义军写下的“誓死杀敌”标语。近年来，大埔县高度重视对革命遗址的保护开发，把修缮项目主动融入梅江韩江绿色健康文化旅游产业带，并进行精心布局。目前，大埔已对“八一”三河坝战役旧址群、中央红色交通线大埔中站旧址、南方工作委员会旧址、闽粤赣边纵党委旧址、高乾苏维埃政府旧址等独特红色资源进行了全面的修缮保护，打造了一批红色旅游经典线路，红色旅游品牌得到进一步凸显，大埔成为广东有影响力的红色旅游胜地。

红色历史在这里发展延续。与我省赣南等地一样，地处粤东西北角的大埔县也是中央苏区。为加快大埔县革命老区发展，国务院和广东省分别出台了《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和《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两大振兴政策，使这一山区县实现跨越式发展。近年来，大埔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两大振兴”政策，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速、成效显著、后劲增强。2016年，全县生产总值80.99亿元，比增9.3%，增幅排在广东省梅州市第一。

红色基因在这里得到传承。大埔县委原宣传部长兼党史办主任罗斯城，改革开放后就一直收集三河坝战役的历史资料，用20年时间写成《三河坝演义》一书。三河坝纪念馆原馆长廖源华是烈士后代，坚守陵园34年，陪伴忠魂甘于清贫，对三河坝纪念馆的每一个掌故，他都如数家珍。陪同记者采访的大埔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罗文燕告诉我们，她外公就是地下党，负责当年起义部队与工农组织联络。刚参加工作不久的90后讲解员卢艳艳说，从小在三河镇长大的她，是听着红色故事长大的。小时候她不明白，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到底是靠什么坚持革命，靠什么战胜敌人。现在，已经为游客讲解了半年多的她早已找到答案。她指着“誓死杀敌”标语图片说：“八一起义军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虽然在三河坝战役中遭到暂时的挫折而转移，但是八一起义军战士们那种艰苦、勇敢的精神，处处爱护人民的行动，给当地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人心倾向共产党，人民始终把共产党军队当作自己的灯塔。”

战火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起义部队留下的宝贵精神却永载史册。每年重大节日，闽西龙岩、粤东潮汕、梅州等地前来缅怀瞻仰烈士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人群络绎不绝。今年上半年，三河坝纪念公园就接待游客27万余人次。

（故事一）

魂牵两代人

在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底，沉睡着数百具烈士遗骸。紧挨着纪念碑基座旁，则矗立着一方不起眼的墓碑，镌刻着一段崇高军魂与骨肉情怀的时空对话。

墓主叫孙淑珍。她的父亲是三河坝战役的烈士孙树成，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时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74团团长，战斗中血洒河腰，年仅27岁。孙树成牺牲时，独生女孙淑珍才2岁，5岁时母亲也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之后58年，她一直在寻找父亲的下落，直到1983年看到《人民日报》连载的《浴血奋战三河坝》提到父亲的名字。她喜出望外，到处奔走，后来经过老战友们的确认，孙树成终获追认为革命烈士。

生前未相见，死后续亲缘。1984年清明，孙淑珍和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三河坝，哭祭父亲，在纪念碑附近取了一包土作为“骨灰”，带回河北家乡寄托哀思。1997年，73岁的孙淑珍去世留下遗愿，希望葬在三河坝烈士纪念碑旁，在九泉之下可以得到父爱，尽点孝心。经请示国家民政部门批准，老人的心愿得以实现，墓碑上就写着“孙树成烈士女儿孙淑珍墓”。

芳草萋萋，斯人已远。当讲解员带着我们瞻仰墓碑时，看到孙淑珍墓碑前已有不知名的游客送上了一束鲜花，吐艳芬芳。

（故事二）

一把驳壳枪的故事

在三河坝战役纪念馆中，陈列着一把驳壳枪，是当年建烈士纪念碑时从地下挖出来的。

“1963年建碑时和1974年建设纪念碑围栏时，挖出2000多个骨骸，现在埋在纪念碑下面，还有枪支、子弹和物品。”三河坝战役纪念馆讲解员介绍，其中一具遗骸别有驳壳枪。经考证，这正是起义军第二十五师75团第3营营长蔡晴川使用的手枪。

当年的三河坝战役异常激烈，起义军利用笔枝尾山的天险，与人数是起义军近10倍的敌人激战。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一直打了三天三夜，起义军部队牺牲也很惨重，第三晚决定撤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75团第3营奉命留守，要求坚守阵地至次日清晨，掩护大部队撤离战场。此时，75团第3营只剩下200多人，弹药也不多。

在笔枝尾山顶阵地，营长蔡晴川带领全营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多次打退敌军进攻。最后，1万多敌人包围阵地，起义军战士们打完最后一颗子弹，跳出战壕，与敌人肉搏。年仅24岁的营长蔡晴川身负重伤，仍借着微弱的月光，从敌人尸体上抓起一支步枪，插上刺刀，拼尽全身气力，向一个敌兵刺去，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英勇的营长也倒了下去。全营官兵只剩下两个负伤先撤的战士，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开国将军许光达，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故事三）

百年私塾的红色印记

离开三河坝，沿省道穿过大埔县百侯镇，往潮州饶平行进，山路蜿蜒，丛林茂密。在饶平县上饶镇朱德广场的一侧，有一间极具古民居特色的房子，门楣上方写着“全德学校”四个大字。这间老屋原是一座私塾，始建于清道光年间，迄今已有近200年历史。更鲜为人知的是，这座私塾就是茂芝会议旧址。

1927年10月4日，经过三河坝激战，朱德率领部队沿着这条路线，准备到潮汕与主力部队会合。此时，他们不知道，在潮汕的主力部队已经失利。10月5日，经过日夜兼程，朱德率领的起义军到达饶平茂芝。然而，不好的消息很快传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和汤坑一带失败、潮汕失守、部队被打散。此时，驻扎在茂芝的起义军处境极其危险。外部，是集结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5个多师共3万多人，正形成合围之势，企图扑灭革命火种；内部，是部队与中央及前敌委员会失去联系，士气低落，军心不稳。

部队向哪走？路在何方？在这危急时刻，10月7日上午，朱德在全德学校主持召开军事决策会议。会议否决了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会议统一认识，作出决定：2000多人的起义部队，继续高举“八一”南昌起义旗帜，将革命进行到底。会议制定军事策略，按照“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部署，向敌人力量薄弱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湘、赣边界挺进，开展游击战。

（故事四）

一本写了二十年的书

“没有人比罗老更了解这段历史了，他坚持二十载撰写的《三河坝演义》一书，中央电视台前不久还刚刚采访了他。”在大埔县，听到我们采访三河坝战役，当地县委办工作人员建议我们先拜访大埔县委宣传部原部长、首任党史办主任罗斯城。

86岁的罗老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得知我们是来自江西南昌的记者，更是打开了话匣，声情并茂地讲述自己与三河坝的故事。

罗老向记者回忆道，自己真正开始走近这场战役，是一次机缘巧合。1980年初春，县委指派罗斯城接待北京来客——朱德之女朱敏、当年参战的赵鎔中将等人，赴三河坝战役现场，查访朱德的史实。当地60岁以上老人被召集起来座谈，与赵鎔中将一起回忆当年战况。罗斯城在现场听后十分感动，也对三河坝战役有了较深层次的了解和认识。作为首任县委党史办主任，罗斯城随后安排8人兵分各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党史资料。在整理编写三河坝战役史料时，罗斯城撰写了一篇以“浴血奋战三河坝”为题的稿件投送《梅江报》社，很快被采用了，标题被改为《三河坝演义》，连载3天。文章发表后，不少党史专家、亲历者和革命烈士后代纷纷写信鼓励罗斯城，并热心为他补充史料。

“我开始写关于三河坝战役的研究文章，起初是工作，后来是一份情结。”罗老介绍，从1982年8月报纸上的三回稿见报，到2002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三河坝演义》，历时20载。期间，他先后数十次赴党史部门和外地搜集资料，使得这本书由单薄变为厚实，由最初6000字到最后17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