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与上海】“慈善，是一种能让心情愉悦的快乐”）

杨詠曼：现任香港华孚石油有限公司、合孚行有限公司董事长。第九、十、十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兼任香港侨界社团联会副会长、港区妇联代表联谊会第二届会长/永远名誉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仁爱堂前大大、仁爱堂邓杨詠曼幼稚园校监、仁爱堂田家炳小学校董、仁爱堂田家炳中学校董、青山寺慈善信托理事会大大、善心医疗基金信托委员会信托人、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理事、中华慈善总会高级顾问兼名誉理事、浙江省爱乡楷模、宁波市荣誉市民、舟山市荣誉市民、河北省承德市荣誉市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理事。

我是怎样抓住上海市场机遇的

30岁时，我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贸易公司——合孚行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门经营服装进出口生意的公司。当时，为什么我会选择做服装呢？这得从我读中学时说起。我小的时候在上海长大，12岁那年被父母接去香港。我的父亲是远洋轮上的船长，常年在外“漂流”。母亲也很早就带着两个孩子随我父亲去了香港。我与弟妹3人则住在上海的外公家。小的时候，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新衣服穿，我就会羡慕，内心暗下决心：哪天自己要开公司，就一定要开服装公司，不仅要让自己有新衣服穿，更要把周围的人打扮得漂漂亮亮。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实现这个理想是多么地不容易。在香港，开办一家公司很容易，但真要经营得成功却很难很难。每次想起当初自己白手起家，在香港创办公司所经历的千辛万苦，我很是感慨。1978年创立公司初期，正是美国对中国实行歧视性关税限制政策之时，这给我们公司开展业务带来很大的困难。好在那时，我看到了美国市场对中国服装的需求，更看到了美国人想到上海做生意很困难。

当时中美贸易刚起步，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以稔熟的业务知识、高超的商谈技巧、勤奋的工作态度，在中美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世界三大牛仔裤品牌之一的美国Wrangler牛仔裤（威格）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红极一时，这个源于美国西部的品牌，正是我当年与美国人合作的众多名牌时装之一。由此，合孚行有限公司业务每年都是累创新高，以后逐渐保持在年均2000万美元，最高的一年曾达到5000万美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在香港成立的合孚行，都是上海外贸服装的一个大客户。

慈善，让我看到了未来

在我上海成立的服装有限公司蒸蒸日上的时候，我认识了做慈善很有名的田家炳先生。1919年出生于广东梅州市大埔县的田家炳先生，是香港的塑料大王。这位香港企业家和慈善家，正如一些媒体上所说，幼承庭训，敦品励学，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他致力于公益，捐助教育、医疗，以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慈善事业。自从1995年我加入香港大型慈善机构仁爱堂成为董事局成员后，常有机会接触这位“当世楷模，社会表率”。自从认识他后，我的世界观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在我得知，田老先生为了慈善，竟然卖掉花园洋房、搬进租来的小公寓；出门乘公共汽车，住也只是三星级酒店；请人吃饭从来不点鱼翅、鲍鱼；而拥有那么多钱的他，竟然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女分文，做慈善则捐献出了几十亿元。

田家炳先生的做法深深震撼了我。那时，我就给自己下定了决心，要为社会多作出点贡献。一个人的一生，自己是花不了多少钱的；但如果用个人积累的财产去帮助别人，能使自己获得内心的快乐。

此后，我不仅在香港做慈善，更在1996—1998年出任仁爱堂董事局副大大、1999—2000年出任大大期间，积极推动各项福利、教育、医疗和康体服务，甚至，还将自己的慈善视野扩展到了内地。

20年来，从华东水灾开始，我捐了十万米布匹到灾区，并积极与所属妇女团体朋友协助赈灾筹款，为灾民重建家园，之后就一直向内地捐建包括中小学和妇儿福利院等福利事业。

从家乡浙江开始，之后在河北、贵州、甘肃及黑龙江，陆陆续续出现了一间又一间“詠曼”学校。我不断在内地捐建学校，在河北承德捐建过五间，包括中小学、高中和职业学校。数年前，四川大地震，不少人都向汶川周围等地捐献，但同样是灾区的甘肃则相对少人关心，于是，我就联同中华总商会妇女委员会先后捐建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以让灾区学童得以重返校园。在教育方面，我特别希望祖国在德育方面有所进步。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希望在教育，而除获取知识和技能外，德育更加重要。假如一个人拥有太多的财富而没有素质和内涵，所带来的危害比没有财富的人要更大。就拿做公益来说，一个人不在于自己的钱多和少。也不在于财富多就大加宣传，而应该是无论钱少钱多，能拿去做公益，就是可贵的。大大大大在提出中国梦之后，我在想，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中国梦”，而我的梦想就是希望国家能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发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过上小康生活。

另外，我还觉得，年轻人要把握住自己的机会，多多努力。我时常反省自己的缺点。希望多看到别人的优点，多包容，多谦虚，永远不要把钱放在第一位。我常在各种场合呼吁，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身做起，做好榜样。

我的慈善捐款无关名利

淡化物欲，才能追求到高品质的精神生活。

这些年，我用自己的勤奋创下了自己事业的根基。只是，对于个人名利，我从没当作一回事情。虽然2000年10月14日，香港特区政府为表彰我为社会作出的贡献，特授予我香港特别行政区荣誉勋章，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还颁发委任我为“太平绅士”，2010年更荣获铜紫荆勋章。对于这些荣誉，我只以平常心面对。

这些年，每次只要想到大爱情怀的慈善家田家炳先生，我都会心里暗暗地让自己努力，争取多向他看齐，一心为善，为慈善公益事业多尽心尽力。我的先生很支持我做慈善。对于金钱，他情愿我捐掉，也不希望我莫名其妙浪费掉。

我的先生是医生，他在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就做起了义工。SARS以后，香港福利性的老人院想请医生但苦于经费不足，我先生就每周五下午去做义工，每个下午做两家老人院。陪我到内地做慈善、照顾生意，他也毫无怨言。

近些年，我用在慈善上所捐出的钱已占公司盈利的大部分，粗略估计多达8000多万元。2011年的10月，我曾通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向上海市妇女联合会捐资100万元人民币成立“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詠曼助老专项基金”，及向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捐资100万元人民币，成立了“上海杨詠曼老年医学实验室”；2012年及2013年，我捐赠给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浙江海洋学院的共计2100万元人民币；2015年捐赠500万元人民币给南京大学。再往前，累计捐赠的数目更是庞大。只是这些我从来不曾统计。我认为，捐过的钱财不应记于心。记住的应该是开心的感受。四年前的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在闵行校区举行“杨詠曼楼”命名仪式时，我曾在致辞中表达了自己心系祖国、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回报社会的情怀；当时，我还一再感谢家人这些年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这些年，我深受曾宪梓和田家炳两位先生的影响，将奉献视为责任和光荣。未来，能为振兴教育事业和“关心下一代”出一份力、献一份爱，是我最大的满足。

（摘自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编《我与上海》一书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原标题：【我与上海】“慈善，是一种能让心情愉悦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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