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弘治十二年秋，是年科举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观政工部的王守仁，领受了他踏入官场以来的第一个差事，奉旨扶送故威宁伯王越灵柩回浚县故里，钦差督造其坟茔。

王越的威宁伯是因战功得授，有明一代，文官因战功封伯者少之又少，似乎冥冥之中早有某种暗合，仅有的三位得封伯爵的文官皆为王姓，而王越和王守仁俱名列其中。

更为奇妙的是，此时还是官场新丁，还非平定宁王之乱、更未集心学大成的阳明先生，对王越早就崇敬有加。

《传习录》中有载，在营建事竣后，威宁家以金帛谢，阳明先生不受；乃出威宁所佩宝剑为赠，恰阳明先生曾梦到王越遗赠宝剑的情形，与梦符，遂受之。

这两个一前一后封爵的军事家虽无缘得见，却早就神交已久。

如果王越还活着，他俩或许会成为忘年交吧？

但历史的无情之处，便是容不下半点假设。

浚县大伾山王守仁石刻

1

弘治十年五月，一向宽厚好脾气的大明至尊弘治天子出离的愤怒，他已经无法忍受日趋糜烂的边关局势！

自弘治八年以来，鞑靼亦卜剌因部驻牧河套，达延汗及火筛居贺兰山，彼此结为犄角，西扰甘肃、宁夏，东犯宣大、辽东，边患日盛无宁日。

弘治十年五月二十七日，达延汗犯潮河川，把总指挥王玉偕指挥刘钦等率兵御之，虏设伏泉水湾，刘钦等二十七人战死，王玉仅以身免。

五月二十八日，达延汗复纵兵犯大同，连营二十余里，大同镇巡等官仅固城池不敢出战，虏众近边，气焰嚣张，京师震怖！

边关守将屡遭败绩，丧师辱国，虏焰炽盛，堂堂大明朝廷难道真就无人能制？

国危方思良将！

弘治天子不由想起先帝宪宗朝时屡克鞑靼的名将，故威宁伯王越。

当年，因首辅万安等人忌王越功名太盛，指使言官交章弹劾王越党附汪直，生事夷狄，作诗怨望，被成化天子削爵为民，谪居安陆。

王越数次上疏伸冤未果，直至成化天子驾崩，弘治天子嗣位，方才赦其还乡。

随着边患日盛，弘治天子有意起复王越，早在弘治七年，就恢复了王越左都御史的官职；弘治九年，更是欲召王越回京执掌都察院，但朝堂反对声音很大，吏科都给事中季源等言官们认为，王越变乱成法、乖张政体、引惹边衅、贻患地方，先帝已然圣断处置，岂能再次任用。

面对众论沸腾，那时的弘治天子终究没有大气魄，行此乾坤独断。

如今九边防线满目疮痍，鞑靼的散骑甚至越关而入，京畿重地民心惶惶，边将无能，无人可用，天子压抑许久的怒火终于按捺不住。

2

弘治十年十月，弘治天子诏朝臣廷议复设三边总制官，廷议之上兵部先后举荐七人，都被弘治天子无情驳回。

上意如何，朝中大臣都已心知肚明，三边总制官始自王越，能比他称旨者，大明上下还真是凤毛麟角。

吏部尚书屠滽，六卿之首，专掌选职，此国危之时，责守所在，当仁不让，乃力荐王越。

这下密布在弘治天子额头上的乌云一朝尽散，当即传诏起复王越，加太子太保衔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

时年七十二岁高龄的王越，星夜疾驰，来到了阔别近十五年之久的边关重地。

没有了初谪安陆时“白发有情怜我老，黄花无主为谁开”的悲凉嗟叹，甫到固原，就着手调兵遣将，整顿军务的王越，也许会遥想起很多年前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那“三边重担我曾挑”的豪情，与“平生报国心如火”的壮志再次复燃。

这一刻大概也只有这句话能符合其心境，廉颇虽老，但尚能善饭！

3

终明之世，“国之大事，唯在戎索”，“外夷之患，北虏为急”。

《明史•兵志》载：“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九边的先后设立，正是北部明军由攻转守的战略演变。自永乐五征蒙古，肃清沙漠的意图破产后，瓦剌、鞑靼的先后崛起，时刻威胁着边关的安定。

及至土木堡之变，明军精锐尽丧，消极防御已成常态，边关战事大不隔年，小不逾月。从天顺至成化初，十余年间，鞑靼首领孛来、毛里孩、满都鲁先后驻牧河套，大明西北门户洞开，山、陕等地被侵扰日益严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官出身的王越开始走向了边疆广阔的天地。

4

时人如何评价王越的呢？

“其风姿也，燕颔虎头；其文采也，锦心绣腹；其才气也，海涨江奔；其胆略也，雷厉风肃。”

这是一个瑰伟不群，文武双全的传奇人物。

但凡伟人，似乎年轻时都有远大的志向。

王越曾在其文集内动情的回忆：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

少年时就开始从文习武，使王越虽为一介书生，却力大而善射，颇有谋略。

景泰二年，二十五岁的王越进士及第，得授浙江道监察御史。

景泰三年，王越又奉命巡按四川，任上激浊扬清、惊摄贪污，时人敬服。但随后因父丧，王越未及接任者到来，便挂冠回乡守孝，遭逢了生平第一道弹劾，尽管皇帝宽宥了他，可不拘小节的真性情还是成了日后百官诟病的原罪，他毁谤非议的一生也由此发轫。

之后服满起复的王越一直在山东任职，在监察任上时以干事历练、雷厉风行，为上司所重，因而擢拔为山东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

内阁大学士吕原赞其“志大、行端、才隽”，许彬称其“不私一夫之愿，不恤一家之哭”。

官吏畏威，小民怀惠，这是王越兼镇齐鲁时的真实写照，作为地方大员，这样的政绩自然称得上是斐然了。

可牧守一方终究不是王越此生的归宿，铁马秋风的边关才是，而戎马倥偬的人生契机一直到天顺七年秋才正式拉开序幕。

5

天顺七年四月，巡抚大同的右佥都御史韩雍升任兵部侍郎，当重置巡抚，未久大同虏警传来，英宗皇帝命廷臣举贤，内阁首辅李贤对王越极为欣赏，便有所荐，王越乃奉诏入京。

王越姿表奇迈丰伟，曾给英宗皇帝留下过深刻印象，这次御前召见，王越着短袂，奏对洪亮，其精明干练的形象为帝所钟，赞曰：“可弁而将。”

天顺七年秋七月，英宗皇帝擢拔王越为右副都御使，旋即巡抚大同。

大同乃九边重镇，鞑靼南下的必经之路，战略意义重大，巡抚的首要职责便是参赞军务，整饬边备。

王越巡抚大同期间“缮器甲，简卒伍，修堡砦，减课劝商，为经久计”，成化初年又曾多次重创入寇的鞑靼，皇帝嘉奖之余，特命其兼巡抚宣府地方。

成化五年十一月，鞑靼毛里孩攻扰延绥，成化天子敕命王越率兵相机围剿，赶赴延绥的王越兵分三路出击，力战鞑靼多有斩获，余寇畏惧而远遁。

但延绥等地并未安定，鞑靼诸部已经入居河套，并以此为据点时时寇边，西北已无险可守。鉴于延绥边警日繁，成化六年三月，成化天子命王越赴陕参赞军务，与总兵官抚宁侯朱永一道征讨鞑靼。

但一直到成化七年十二月为止，明军虽然小胜不断，可并无大捷，王越因多次战功已经累迁为右都御史、总督延绥军务，专办西事，他建议朝廷发大军“搜套”，驱逐河套鞑靼，一劳永逸，三边方有宁岁。

此时正值荆襄流民大起义，百万流民景从，声势浩大，明廷应接不暇，无力派遣大军行“搜套”之举，此议暂且搁置。

成化八年，国内局势稍安，成化天子当即发八万京营赴延绥征讨，为了支持这次军事行动，天子已经诏令河南、山西诸府输饷，不够者预征明年租斌，哪怕国库空虚，也不能阻止天子收复河套的决心，为绝边患，帝心已坚若磐石！

但延绥等边镇的形势却不容乐观，多年征战下，守军早就疲弱不堪，且鞑靼势大，满都鲁及孛罗忽、癿加思兰三部兵强马壮，八万京营协防各地尚且捉襟见肘，更遑论进军河套了。

明军战事开展的很不利，总兵官就因此被撤换过三次，总督军务的王越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若要收复河套非十五万精兵不可，这是王越等将帅保守的估计，但朝廷哪有如此大的财力支撑。英宗皇帝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成化天子从继位之初，就未享受过一日清福，国内民乱此起彼伏，朝廷连年用兵，财政拮据，不是短时间就能缓和过来的。

如何能在兵马困乏的情况下收复河套，成了王越眼下最为窘迫的困局。

6

成化九年九月，王越侦知盘踞河套的满都鲁、孛罗忽和癿加思兰三部全线出动，意欲深入内地掳掠秦州、定西。

在知会沿边总兵、巡抚官拘收人畜，整顿兵马，严阵以待后，准备率部赶赴宁夏的王越刚行至榆林镇波罗堡，忽然意识一个严峻的问题。

宁夏等地屯堡狭窄，水草匮乏，此时已经有万余官军在此设伏，再多大军将无处屯住，且路途遥远，急忙领军赶到，人马必定疲困，仓促对敌，恐怕没有多少胜算。

在进退之间犹豫的王越凭借敏锐的军事直觉，萌生了奔袭鞑靼老巢的大胆想法。

于是王越一面令延绥巡抚余子俊继续领军前往宁夏，统筹防备守御事宜，一面督促诸将会同宁夏官军，务必奋力截杀。

而王越仅调集四千多精锐骑兵，孤军出塞，进军河套。

在昼夜兼行一百八十多里后，明军到达白碱滩北安营，王越选派探子先行刺探军情，当夜大军稍事休息后继续赶路，到次日上午又行了一百五十里，这时探子已经回营，带回了关键情报，鞑靼老营俱在五十里处的红盐池附近。

情报来的很及时，王越立刻挑选精骑，兵分两哨，并留一千人马埋伏，绕后攻杀。

布置停当的王越率军奔袭，近鞑靼军营二十里处才被发现，鞑靼兵马仓促结阵抵抗，自然不是精心准备的明军对手，在伏兵的前后夹击下，鞑靼骑兵被杀得人仰马翻，只能仓皇向西溃逃，留下漫山遍野的马匹、骆驼、牛羊和无数的弓箭皮袄，那些鞑靼妻儿老弱全成了明军俘虏。

红盐池一战，明军的斩获丰厚前所未有，在焚毁鞑靼营帐后，王越率军满载而归。

而此时其他各路明军已会师宁夏韦州城，准备堵截入境的鞑靼大军。

当饱掠财货、人畜的满都鲁、孛罗忽两部行至甘肃红城儿与明军遭遇，被明军迎头痛击，惨败而逃；而另一路入寇的癿加思兰部，也被总兵官刘聚击溃于固原三岔。

至此河套内外之战全部以明军大胜而终，回到河套营地的鞑靼各部眼见营帐被毁，妻子畜产被掳，此次深入明境劫掠的十多万牲口，半路也被明军夺回，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鞑靼部众相顾痛哭，由此胆寒，不敢再居河套，于是渡河远遁，延绥等地又重新恢复了安定。

7

成化十年正月，迟迟未得封赏的王越，被朝廷任命为新增设的三边总制，总督诸路军马，延绥、甘肃、宁夏三镇巡抚、总兵等文武悉听节制。

看似风光无限的王越实则如履薄冰。

红盐池一役对鞑靼打击尤为沉重，乃是明军自土木堡之变后少有的大捷，可朝廷功大赏薄，让王越明显感觉到来自兵部的压制。

先是记功的兵部员外郎张瑾在大捷的三个月后突然发难，弹劾总兵官刘聚滥杀冒功，经朝廷核验，还果真如此，但成化天子念贼虏远遁，仅作申饬，不多追究。

可饶是如此，参与韦州之战的各巡抚、总兵、参将无不跟着灰头土脸，就连为此战报捷的王越也被安上了“幸胜邀功”的骂名，饱受朝臣抨击。

总兵官刘聚确实有过错，但远不至一杆子打倒一船人的地步，究其原因，却是王越的军功太盛，已经引起兵部尚书白圭的忌惮。拿刘聚开刀不得不说是招妙棋，总兵官被查出不干净，那奏捷的总督军务王越怕也是“一丘之貉”，不管事实如何，朝中的舆论风向对王越很不利。

果不其然，在刘聚被申饬不久，兵科给事中郭镗再次上疏弹劾刘聚等人，这次的打击面就广了，将王越、各总兵、参将及巡抚余子俊、马文升等人全都囊括在内，直接把他们和刘聚等冒功之人混为一谈，攻讦他们怠于敌忾，急于贪功，乱施屠戮，人神共愤。

言官们附和者甚众，各个义正言辞，直斥王越等人不仅无功，还罪莫大焉，力请皇帝圣裁，将王越等重加黜罚，以警示边臣。

骤然兴起的弹劾之风，引起了成化天子的警觉，熟谙权谋的皇帝嗅到了背后的不同寻常。

在下诏称赞言官们“所言良是”之后，成化天子以先前已对刘聚等人做过处置为由，如今就不必再问，但为公议，仍命兵部移文戒饬王越等人，以儆效尤，这才堵住了朝中悠悠众口。

有大功在身的王越，就这般被轻易抵消了功劳，本就孤傲不作伪的性情，让他意愤难平，当即上疏天子以多年征战，伤病缠身，乞辞总制官回朝养疾。

成化天子自然不允，只许正在闹脾气的王越回陕西调养。

等到了成化十年六月，弹劾之事时隔三月，朝中早已风平浪静，于是成化天子开始录延绥等处战功，对边关文武各有升赏，王越因而加太子少保升俸一级。

8

姗姗而来的军功并未给王越带来太多的慰藉，自天顺七年赴边以来，王越已在边关征战十二年有余，边镇苦寒，雪虐风饕，王越称病也并非欺罔。

成化十年七月，镇守陕西太监刘祥向天子证实，王越病情确有加重的趋势，并建议调其回京调治。

这次成化天子准允了。

车潇潇、马麟麟。

时年四十八岁的王越，两鬓霜染，由西安府返回京师，途中回望壮年征战的西陲，瑟瑟西风下，峨峨边墙犹在。

百年人有几时健，一岁月无今夜明。

颇有些意兴阑珊的王越生出“睢阳已死汾阳老，羞对儿曹说用兵”的感叹。

前路漫漫，道阻且长，未来京城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王越说不清楚。

他不会知道，他那传奇的人生不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