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弱首相权限的隐患

1889年11月，日本明治天皇向伊藤博文授予元勋待遇。这成为了日本元老制的法律依据。被列为元老的人，可以向天皇推荐继任首相候选人，就实质性决定等国务问题回答天皇咨询。

但在当时，伊藤博文在政治上颇为失落。他与同样获颁元勋待遇的黑田清隆之间的矛盾渐趋突出，在伊藤博文看来，那是为了国事（阻挡黑田清隆主导推动的单方面废除列强在“黑船事件”后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担心因此招致列强干涉），但黑田清隆显然不这么看。元老之间的矛盾自一开始就埋下伏笔，这意味着日本文官政府主导政治事务，统御军部等方面的能力被弱化。

1889年12月，日本政府新修改的内阁官制规定，首相位列内阁大臣“首席”，但不再从法令上拥有内阁制度规定的强大权限。这对于伊藤博文造成的打击更大。因为伊藤博文通过对西洋政治的考察，一心想要效仿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起拥有强大权限的首相体制，领导内阁、支持君主，是各大臣的“总督”，有权批准或拒绝批准包括陆海军省等各省的文件——如果有了这套体制，首相就能强有力地驾驭军方，后者将没有取得前者同意的情况下，将难以擅自采取军事行动或扩充军备。而首相权限削弱，日本军部就拥有前所未有的扩充权柄的良机。

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教授伊藤之雄在其所著的《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一书中指出，伊藤博文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条约修订问题上，以为陆军有山县有朋等人、海军有西乡从道控制，通过军中长老便可以控制军队。很显然，军方色彩的元老总会年老辞世，而日本军部新锐成长起来的精英，对于政界元老的敬畏感和认同度不可能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甲午战争放大隐患

这种缺陷导致的后果，或者说结果很快就得以呈现。1894年7月，日本政府与中国清政府因朝鲜问题已经走到了战争边缘。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都希望与清朝政府谈判，避免战争，因为不仅无从预料战争胜负，而且担心彼此削弱后会造成俄国在远东趁虚而入。日本内阁会议并未同意日本驻朝公使与日本外相提议的包围朝鲜王宫的方案。但日本军方派驻朝鲜的混编旅团团长大岛义昌独断专行，指挥军队擅自行动，占领了汉城王宫，控制了朝鲜的行政中枢机构。紧接着，日本海军在丰岛海域就击沉了清军援军。甲午战争就此爆发。

甲午战争以日方胜出告终，这也创建了一个危险的先例，那就是当政治家（政客）的提议不合日本军部心意，被看成是软弱无能的代名词时，日本军人就会以独断专行挑起战事，把国家拉入战争之中。日后的“九·一八”事变，再次上演了这样的剧目，而军事冒险每每获得胜利，这让日本军人的好战气焰进一步高涨，文官方面的控制能力就进一步退缩。

这意味着，虽然伊藤博文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为近代日本引入立宪体制，但这个体制却不能很好地约束国家的军事分支——哪怕是天皇和文官集体站在反对开战的一边，也很难避免擦枪走火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日本最终走到全面侵略中国、与俄国开战、攻击欧美国家、意图鲸吞整个东南亚，是不可避免的大概率事件。

以立宪奠基近代日本

《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这本书以洋洋洒洒50余万字的篇幅，较为翔实深入地展现了伊藤博文这个近代日本第一流政治家的一生。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伊藤博文政治思想形成、政治能力培养的过程，也就是他本人在黑船来航、倒幕战争、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学习欧美先进的政治思想，深入思考欧美的政治实践，不断加深对19世纪后期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伊藤博文还切实提高了在不同思想派别、立场的政治人物之间周旋，巧妙推销政治主张并力求达成妥协的能力。

19世纪80年代，伊藤博文出洋考察，加深了对欧美各国政治体制的了解，而这一过程还建立起与多国政要的私交。他非常娴熟地借力打力，运用政治手腕将宪法体制融入近代日本的政治框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他没有意识到军方自立的危险性，但总体上说，伊藤博文的努力使得日本天皇继续保持仪式性的国家元首的地位，不能直接参与国家事务，而这断绝了天皇效仿德国威廉二世那样直接涉足政治一线事务的可能。20世纪初，伊藤博文力促达成了日英同盟条约，这使得日本有底气与俄国开战。

1874年，日本明治政府与中国清政府就台湾问题、琉球问题达成谈判一致。伊藤博文当时力促日本从台湾撤兵，避免与清朝过早爆发战争。中国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19世纪70年代初还平定了甘肃、青海之乱，拥有一批战争经验丰富的军队，洋务运动正处于起步蓬勃发展之势；反观当时的日本，维新刚刚开启，军力疲弱，如果当时就爆发中日之战，日本落败的可能性很大，还可能在战后招致俄国、英国、俄国等列强的洗劫。

吞并韩国的强盗逻辑

如前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伊藤博文同样力主与清朝政府谈判，尽可能避免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也不意味着他对中国保有真诚的友好。多年后，伊藤博文出任朝鲜统监，以强盗逻辑申斥韩国皇帝（甲午战争后，在日本扶持下，朝鲜王国变为了大韩帝国，以宣示“独立”）：

书中谈到，韩国皇帝（高宗）反对将外交权交给日本，认为这样会让日韩关系变成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关系，或者欧洲列强和非洲的关系，让韩国沦为最劣等国家。伊藤博文的反驳逻辑是，日韩两国各有君主，保持各自独立，与奥地利、匈牙利不是一回事。伊藤博文言之凿凿，说韩国人十分“幼稚”，不懂外交，不知“世界大势”，还经常冲动地反对日本，所以日本有义务保护和帮助韩国。

受此影响签署的日韩条约，自然会受到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而这恰恰正中伊藤博文的下怀，这自然就走向了日韩合并的议程。而这埋下了1909年伊藤博文被韩国义士安重根刺杀的伏笔。

安重根，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这本书在谈论这部分历史时，采用了一个颇为牵强的辩护观点，那就是宣称伊藤博文是为了压制日本政界、军界人士对于大陆的侵略欲望，维持日本与俄国之间的平衡，所以才推动了日韩合并；而且还认为，伊藤博文“并没有将吞并韩国作为目的或前提，而是希望韩国人能自发地努力合作，尽可能减少日本的经费支出，有效地实现韩国的近代化……这样做首先有利于日本，然后也有利于韩国”。

所评图书：

书名：《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

作者：（日）伊藤之雄

译者：张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

出版日期：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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