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军第一轮大扫荡结束后不久，宗泽就去世了。群龙无首之际，不少人希望宗泽的儿子宗颖站出来主持大局。

自宗泽卒，数日间将士去者十五，都人忧之，相与请于朝，言泽子宣教郎颖尝居戎幕，得士卒心，请以继其父任。

宗颖对此自然是意动的，但对于赵构而言，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宗泽活着的时候，就一直与南宋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现在好不容易盼来转机，再弄个父死子继的局面那还了得？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赵构很快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让杜充接替宗泽的位置，宗颖则担任杜充的助手。

会充已除留守，诏以颖直秘阁，起复，充留守判官。

对此宗颖老大不乐意，但他既没有宗泽的霸气，也没有宗泽的实力，自然无力反抗赵构，只能接受这个任命。

后来，宗颖一度与杜充分庭抗礼，但是总处于劣势，最后只好回家给宗泽守孝去了。

起复留守判官宗颖，屡争不从，力请归持服。

看到这段历史时，我总是忍不住在想，如果宗泽把北方的抗金力量整合得再充分一些，赵构还能空降一个人取代宗颖吗？估计很难。

一切是显然的，只要宗泽把北方抗金力量充分整合了，看到有人敢在汴梁城内坐在宗颖前面，就算宗颖没意见，广大的爱国军民也不会接受啊。

此前不久，赵构曾空降一个官员到某地当老大，这个官员拿着赵构的委任状却无法赴任，因为当地老百姓都纷纷表示，他们还想让从前的老大继续管理这个地方。

面对此情此景，赵构当然是怒不可遏，于是就把那个从前的地头蛇贬官三级，让他继续留任，又给那个空降的官员另寻了一个地方。

对此，高级文职官员就提出了意见：那个地头蛇算怎么回事？

如果他做得对，我们就应该大力表彰，因为一个地头蛇离任时，被当地老百姓纷纷挽留，这证明他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官员啊。这样的官员，我们为什么要贬他三级呢？

如果说他做的不对，贬他三级就能了事？因为一个地头蛇煽动老百姓闹事，让官员拿着中央政府委任状都无法赴任，这该砍他的头啊。

对此，赵构也只能顾左右而言它。

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哪有什么道理可讲呢？杜充能越过宗颖，是因为北方各势力比较复杂，而且杜充也是牛气冲天的人物，否则就算拿着赵构颁发的委任状，杜充也无法取代宗颖的地位。

杜充风光无限时，可谓南宋军界第一人，连岳飞都是他的下属。

杜充南渡时，刘光世、韩世忠也明确划归到了杜充属下。

张俊保持着独立地位，那是因为张俊由赵构直接指挥，而张俊当时的军界地位显然比杜充低多了。

问题是，杜充后来越混越差劲，实在让人难以想象当年的风光了。在金军深入江南时，杜充突然对前途丧失希望，于是在关键时候投敌了。

而在劝降杜充的时候，完颜宗弼开出的条件是：“你可以当中原皇帝。”

可是在日后的竞争过程中，杜充没能争过刘豫、张孝纯，所以越混越差，慢慢地被人所遗忘。

因为杜充盖棺定论，是一个可耻的汉奸，而且还不是坐头把交椅的大汉奸，所以历史书常常把他写得极为不堪。

可实际上，当时的杜充显然是一个名望很高的人，否则他怎能接替宗泽的位置呢？又怎能在率军南撤后，依然成为了刘光世、韩世忠等人的上司呢？

杜充接替了宗泽的位置之后，北方局势越来越恶化。很多人总认为，这是杜充能力太差。实际上，北方局势不断恶化，几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在宗泽坐镇汴梁的一年时间里，整个北方已让金军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彻底打穿了，宋国失守的重要城池，伸出两把手也数不过来。

宗泽死后，这种趋势自然还会继续，只要金军再发动一轮大扫荡，整个北方地区还会有更多城池沦陷。

在这种背景下，就算宗泽活着，与杜充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罢了。

而且，对汴梁留守而言，当时还有一个危机。那就是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整合，北方的义军、流寇变得越来越强大，所以开封留守的直属军队想驾驭他们，自然是越来越困难了。

在这种背景下，以杜充为代表的政府军与地方武装的矛盾，自然是越来越难以调和。事实上，就算宗泽活着，这种矛盾也是难以避免的。

在接替宗泽后不久，杜充就与张用、王善等义军首脑发生了大火并，结果就是张用、王善变成流寇了。

据说，张用、王善变成流寇，是因为杜充打击他们爱国的热情。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势力越来越大，所以不想受大宋政府的约束了。

在面对杜充时，张用、王善还算比较团结；可在与杜充翻脸之后，张用、王善之间也有产生了分歧。

张用认为，我们虽然脱离了东京留守的控制，但我们也是义军啊。既然是义军，我们就应该到宋奸控制的地区寻找落脚处，如果我们到宋军控制的地方寻找落脚处，那我们就成流寇了。

王善认为，现在天下大乱，咱们俩合作好了，谁敢说，咱们一定不能称王称霸、成佛成祖呢？换而言之，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咱们放手干吧。

于是善整兵欲攻淮宁，用不可，曰：“吾徒所以来，为乏粮耳，安可攻国家之郡县？”善曰：“天下大乱，乃贵贱、贫富更变之时，岂止于求粮而已！况京城已出兵来击我，事岂无名乎！”

后来，张用被王善说服，双方一起南下，准备在宋军控制的地区分一杯羹。

问题是，宋军控制的地区也不容易夺取啊。所以，张用、王善在攻打淮宁时，被杜充派军赶跑了。在这种背景下，张用、王善只能继续向南转进。

善围淮宁久之，东京留守杜充遣都统制陈淬来援，善乃退。

许多人总喜欢说，南下的人很多，所以证明这些人都心向大宋。可事实上，众多南下的人怀着怎样的想法，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所以，李成、张用、曹成、李宏、马友等人南下后，那是大有席卷江南的架式。

事实上，北方的许多义军、流寇，都是想着成佛成祖、称王称霸，或是曲线上位。

先趁乱拉起一支队伍，能变大变强自然最好，退一步，被谁招安也得给他一个大官当啊。再退一步，就算死了也是风风光光地活过一场呀。

在我看来，张用等人一个劲儿地向南转进，绝不是因为他们深爱大宋，而是因为北面的金国太强大，想在金国的空隙中变大变强太难。南面的大宋相对较弱，在大宋的空隙中寻找变大变强的机会，应该比较容易。

这些军队为什么要脱离杜充呢？因为杜充最后投降金国，所以通常的说法自然是杜充太坏，所以大家都不跟他混了。总而言之，如果宗泽活着，大家肯定不会这样做的。

其实，主要是因为在金军的扫荡下，大家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后勤的问题如何解决？

最简单而言，大家一说北方抗金形势大好，有一百多万义军。问题是，这一百万义军吃的喝的都从哪里来呢？

在金军接连大扫荡前，北方地区的官府、老百姓面对这些手持枪杆子的大爷，自然都得供他们吃，供他们喝。

问题是，随着宋奸越来越多，他们再想吃喝，地方就越来越窄了。

一切是显然的，宋奸越来越多，而且又有金国保护，义军想到他们的地盘上混吃混喝，难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从表面上看，汴梁附近的军队越来越多，这是一件好事。问题是，他显然也是一个麻烦事，那就是这样多的义军，聚集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吃什么、喝什么？

我前面分析过，宋军的后勤是通过文官系统筹集的，义军的后勤则是通过自己筹集的。

开始，金国对北方的控制力很弱，义军找那些与金军关系暧昧，甚至是挂起金军大旗的地方筹粮很容易。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虽然是自行筹粮，也可以说自己是义军。

问题是，随着宋奸越来越多，抱团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义军自然不敢随便抢他们的粮了。

在这种背景下，大宋政府的文官系统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筹集到了粮草，应该先保证谁的需要呢？自然是先保证宋军啊。

对于大宋政府这种做法，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可这样一来，义军自然要生气了。因为，大家都是抗金的队伍，凭什么政府军就吃得好、穿得好、装备好，我们却连基本的后勤补给也无法保障？

在生存压力下，这些义军难免会想把手伸进大宋政府控制的地区。问题是，这种事不仅是杜充不允许，就是宗泽活着也不可能允许啊。

许多地方，到底是国统区还是敌战区，实在难以说清楚。因为北方广阔的地区，常常就是宋军、金军、伪军、义军、流寇你来我往的地区，这些地区到底算谁的？本身就难以说清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南宋政府看来，许多地方就是国军控制的地区，所谓的义军敢到这种地方自行筹粮，本身就是如同造反。

问题是，众多义军首脑都领着几万小弟在道上混，总得管他们吃饭吧？

更难处理的问题是，到金国保护地区筹粮，常常会受到报复，到南宋保护地区筹粮就等于造反，你叫他们怎么办？

张用、王善叛乱的结果，就是他们以后可以肆无忌惮地到南宋保护地区抢粮了。众多义军与杜充的矛盾，以及脱离杜充的主要原因，其实就在这里。

因为，继续跟着杜充混，筹集后勤就受到了约束。在这种背景下，用各种高大上的理由与杜充脱离关系，再做一些无法无天的事，相对就容易许多。

只要和杜充脱离了关系，以后想到哪里筹粮，就可以到哪里筹粮。

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军队所过之处如同蝗虫过境，就算他们不放纵军队抢劫，所过之处管他们吃饭，也是一种惊人的负担。

于是用驻于确山，连亘数州，上自确山，下彻光、寿，号“张莽荡”，钞掠粮食，所至一空。

甲午，张用与马友分军屯确山，麦且尽，众皆乏食，乃议复往山东。

杜充压制打击义军的行为，显然是得到了南宋中央政府授意与认同，否则杜充南渡后，就不会受到南宋中央政府的空前重用。

要知道，杜充南渡后，既是地位最高的军事统帅，又是南宋执政官。在南宋初年，这种地位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只是杜充后来投降了金国，所以这种问题的是是非非，自然都归到了他的头上。

其实呢，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无论谁坐镇汴梁，也会无法阻止非政府武装越来越大，也无法阻止非政府武装蠢蠢欲动地向南转进。

面对北方金国的压力，众多非政府武装就是一个劲儿地想向南转进并转变为流寇，原因非常简单。

首先，南方的经济相对完好；其次，就如韩世忠围剿苗刘兵变时所说，面对金军我不敢夸海口，但是打个宋军，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胜非退，见光世已下于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难敌，若苗傅，但有少许汉儿，何足畏者！”

都把南宋当软柿子捏，南下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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