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司马迁《史记》，你会发现秦国和楚国的族源相同，都奉颛顼为远祖，但深入分析，二者都有攀附的成分，可能因为颛顼是黄帝之后，五帝之一，华夏共主，以此证明秦与楚皆出于正宗，其根脉并非是戎狄和夷蛮。

颛顼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儿子，即黄帝的孙子。黄帝为轩辕氏和有熊氏，颛顼为高阳氏。黄帝死后，颛顼有圣德，继为部落联盟首领，居帝丘（今河南濮阳），疆域东至于海，南到江、湘，西抵甘肃，北到山西、河北北部，基本上控制了整个中原地区，初定了中国的规模。后来人们把合并后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统称为华夏族。

《史记》云：“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秦景公大墓石磐铭文曰：“高阳有灵，方以鼏平。” 秦以颛顼高阳为先祖。秦穆公曾对来秦国参观的西戎政治家由余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 春秋中晚期几代秦君宣扬此事，除了历史真实性以外，不排除自我攀附的成分，恐怕也是外交的需要。其实，秦国一直认为诗书乃乱国之道，奉行霸道，但因为秦当时还比较落后，列国还视秦为戎狄，不与之会盟，所以秦国需要亲近周王室和中原各国，韬光养晦。

楚国贵族屈原在其著名的《离骚》中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史记·楚世家》中楚灵王也说过：“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高阳是黄帝孙，昆吾为夏伯，以此说明楚王室的族源为华夏族。

其实，可追溯的秦、楚最早的先祖应为蚩尤。《史记》说，蚩尤为东夷九族之首领，九族之人包括古秦人、古楚人。蚩尤是战神，东方各部落联盟首领，曾率东夷九族打败了炎帝部族，后来炎黄两大部族联手击败蚩尤统领的东夷九族，蚩尤被杀，东夷九族离散。其东夷族之一部，避祸来到江汉流域，在与当地土人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融合，形成了“三苗”。楚人是九黎三苗的后裔。

黄帝、炎帝与蚩尤是一代人，少昊是他们的晚辈，蚩尤被杀后，由少昊管理东夷部族，而颛顼又是少昊的侄子辈，可见，东夷的古秦族、古楚族的远祖首推蚩尤。

有些人完全否定神话和传说的真实性，这有失偏颇。

神话是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并通过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来表现的故事和传说。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的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高尔基在谈到神话的本质时说：“我很希望大家更深刻地了解它们的基本意思。这个意思归结起来是：古代劳动者渴望减轻自己的劳动，提高劳动效率，防御四脚和两脚的敌人，以及用语言的力量，即用“咒文”和“咒语”的手段来影响自发的人的自然现象。”

美国《发现》月刊网站登载一篇题名为《古老的故事可能事实多于虚构》的文章。文章认为，在文字尚未出现的社会，口述故事同样受到依赖，被认为必不可少且意义重大，它还传达了各种知识及人生经验。这种口头传统可以被视为“书籍”，保存在真正听过并记住这些内容的人的头脑图书馆。人类对一万年前发生的事情有着直接记忆，这一结论与许多人类学家及他人对这种口头传统的事实根据及存世时长所做的推断背道而驰。更广泛的意义的科学通常对此不屑一顾，在很大程度上将其视为人类学的好奇心使然，是定义特定文化的细节。如今，我们许多人不得不以其可能具有更多内涵的视角看待古老的故事。不管还能在哪些文化中找到它们，对现存口头传统加以保护势在必行——它们有助于定义我们所有人。

从蚩尤之后，古秦族和古楚族开始分途。史载，颛顼帝后第五代吴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郑一带）。吴回之子陆终，生有六子，幼子曰季连，芈姓，是楚之先祖。

在尧舜禹时代，楚人仍然与华夏族展开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竹书纪年》有禹征三苗，“三苗将亡，天有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之记载。禹征三苗，实际上是夏夷联军共同征伐三苗。少皞族的首领皋陶、伯益是辅佐禹征三苗的最大功臣。

考古学家指出，长江中游一带是古史传说的“三苗”部落所在区域。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长江中游群城迭起，文化璀璨，与古史传说的“三苗”部落时代相吻合，暗示当时长江中游已进入早期国家文明形态。在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特别是禹时期，已经进入国家文明的前夜，代表中原文化的“禹”对代表长江文明的“三苗”进行了讨伐，所说的“三苗”亦即南方地区，更准确地说，也就是长江中游地区以石家河为中心的聚落，而后石家河文化面貌突变，并大量出现中原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当是与此传说事件吻合。

直到商王朝时期，这个坚韧、剽悍、好战的民族才归入华夏族的统辖之下。《竹书纪年》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诗经》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襃荆之旅。” 《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有土嘉之曰襃，无土建国曰封。”夏初的命氏，更多的是“襃”，西周初年的分封，更多的是“封”。楚之国号，为商王朝所赐，楚属于“襃”。荆楚民族进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时间，应该是从商朝武丁时期开始的。

群蛮地区，早在商、周之际，就建立了一个蛮族大国——楚国，其统治中心地区在今长江中游的鄂、湘、皖、赣四省。楚为南蛮，与西戎、北狄、东夷不同，西戎、北狄、东夷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大，文化比较落后，而楚国以农业为主，稳定性强，开垦和未开发的土地广阔，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具有走向强盛的基础和条件。西周建立时，楚国表面向周王纳贡，表示臣服于周，但时常观察周王室的动向以扩张自己的势力，想取代周王的位置，自己来号令中国。

周朝经过成康之治，到昭王和穆王统治时期，西周国力达到了顶峰。康王之子昭王即位时，周的土地已西到今甘肃，东至大海，北至今内蒙古及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南至今四川、贵州、湖广、苏浙，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周昭王即位后，以楚国为首的南方方国部落趁康王的丧事侵犯周土，为此周昭王亲自率军南征，由于楚人势力强大，经过多次征伐，才打击了楚国势力。十六年，昭王率二十六邦军队南征，渡过了汉江，打败了楚国，又顺道视察了汉水上游的缯国、方国、邓国，稳定了这些方国的统治。十九年，昭王最后一次亲征楚国，规模盛大，气势雄伟。周军与楚军在激战于汉水岸边，楚军打败，周军得胜，昭王大喜，准备渡过汉水，因周军人多，就雇佣楚国的船夫和船只来载运。

当时的汉江水面远比现在宽阔。当渡船行至汉江中心时，船板忽然开裂，船身解体，周人纷纷落入水中。昭王和大臣等亦落水，因不识水性，皆被淹死。昭王的卫士辛游靡会游泳，奋勇游去抢救，但昭王已溺水而死，只得将昭王尸体捞起。楚人趁机反击，结果本来得胜的周军“丧六师于汉水”，全军覆灭。《史记》有“昭王南巡不返”的记载，《竹书纪年》有“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的记载。

周宣王时，周王室把主要精力放在讨伐猃狁、东夷、淮夷、荆楚。猃狁经常侵入周王朝西北方抢掠，其军队曾一直打到镐京郊区的焦获（今陕西泾阳县）。宣王亲任统帅，大臣尹吉甫为副帅，兵分三路，挺进西北，扫荡猃狁，直到太原（今甘肃东部），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又讨伐夷蛮，均取得胜利，宣王便新分封了一批诸侯国，巩固新征服地区。宣王晚年，出兵讨伐杂居于中原地区的戎人，但都被打败，特别是千亩之战，姜戎发挥骑兵优势，周全军覆灭，奉命参战的江汉流域各国军队伤亡惨重。宣王开疆拓土耗尽了民力财力，周王朝开始衰败。

周夷王时，王室衰微，楚国君熊渠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封其三子为王，开始公开叫板周天子。从西周末年到春秋中期，楚武王、文王、成王相继以强势君主的形象登上楚国的政治舞台。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启了楚国成就霸业的艰难历程。司马迁《史记》说：“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亡。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认为：“是时楚人势力几席卷中原，为中原事实上之霸主矣。”“不特庄王是霸主，成王亦为霸主也。”

《史记·秦本纪》称：赵(赢秦)族女始祖名女脩，“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子，日女华，生子大费，与禹平如土”。舜帝"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赢氏"。大业是颛顼的外孙女之子、伯益之父、秦国君主和赵国君主的嫡系先祖。

强大的炎黄部落联盟打败了东夷族首领蚩尤，东夷由轩辕黄帝的长子少昊管理。据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苢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期间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的社会转变，最后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所取代。伯益即秦之先祖。

大禹出西羌（河西走廊曾是羌人大本营，祁连山是南山，故西羌又称南羌），因治水有功，“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上天赐予土地和姓氏，赐姓曰姒，就是命禹为姒姓之长；氏曰有夏，就是命禹之国为夏。姓是血缘关系，氏是地缘关系。《左传》隐公八年载众仲之语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故赐姓、胙土、命氏实为先秦封建的三要素。夏王朝的建立，与舜时的赐姓命氏关系甚大。

《史记●夏本纪》载：舜死后，禹即位，“举益，任之政”，禹死时“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禹将权力授予益，但益并不胜任，而禹之子启有贤能，所以诸侯抛弃了益而以启为共主。那个时代是诸侯承认天子，而不像西周是天子承认诸侯。

《竹书纪年》《汲冢书》等则说，禹以天下授益，但却暗中把实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启，由于伯益没实权，又没有树立威信的机会，导致人心归附于启，启夺取了帝位，为此伯益带领东夷部族与启带领的夏部族作战，企图夺回帝位，先是启被俘，后启逃脱，组织力量反扑，杀死伯益。伯益死后，“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后世史家有曰，《竹书纪年》《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杀，伊尹为大甲所杀、季历为文丁所杀，皆是“污蔑至圣”的谤言，或云荒谬已甚。也有人不以为然。梁启超则说：“启杀益，大甲杀伊尹两事，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说，骤睹此则大骇。殊不思孟子不过与魏安厘王史官同时，而孟子不在史职，闻见不逮史官之确；司马迁又不及见秦所焚之诸侯史记，其记述不过后《孟子》而已；何足据以推翻《竹书》？而论者或因此疑《竹书》之全伪，殊不知凡作伪者必投合时代心理，经汉、魏儒者鼓吹以后，伯益、伊尹辈早已如神圣不可侵犯，安有晋时作伪书之人乃肯立此等异说以资人集矢者？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大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故吾侪宁认《竹书》所记为较合乎古代社会状况。《竹书》既有此等记载，適足证其不伪；而今本《竹书》削去之，则反足证其伪也。”梁启超之言，是比较中肯的。

孙皓晖的《万古秦风》叙述了秦人的历史。在尧舜时代，秦人即已存在，古秦族群曾与大禹族群同建治水大业，舜帝因之赐姓嬴氏。之后嬴氏首领伯益被公推为受禅大禹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但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发动政变，杀伯益，嬴氏遂被迫退出权力中心。在之后的四百六十余年，秦人一直处于离散状态。商汤灭夏时，第一个寻找的同盟军即秦人军队。所以秦人协助灭夏后，就成为殷商时期的大诸侯，停驻在今天函谷关以东，以抵挡当时的西部戎狄。西周灭商以后，秦人族群不服周室，三分寻求立足之地。一支流向北方形成赵国，所谓秦赵同源，一支进入西部草原，这部分是最主要的嬴秦部落，和西部少数民族奋战了两百多年，还有一些不愿走的就分散逃亡，流落东部山海。西部嬴秦部落不但没有被少数民族消灭，反而扩充了势力，周孝王时代，西部嬴秦受命为周室养马，大成，受封于西部秦邑。周幽王末期镐京之乱，秦族挽周室于危亡，并最终将戎狄族群驱赶出关中和河西，拥有了西部广阔土地，成为东周的大邦诸侯。

在春秋时期，楚国和秦国都曾是霸主。在战国时期，秦楚也是最有实力的国家。战国纵横家苏秦曾说：“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六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范文澜先生曾指出：“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封建帝国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楚应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在楚怀王时期，策士还认为：“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然而，不到百年，秦国就攻灭了六国，一统天下。何也？对照秦国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楚国败亡的教训。两相对比，主要是：

其一，秦国自秦献公起至秦始皇，秦国君虽有短命者，享国日浅，但没有一个平庸之辈，更无荒淫昏暴之君，皆为奋发有为之君。而一些楚王骨肉相残，政治腐败，逸淫侈靡，宠信佞臣，排斥忠良，不顾国政，导致国家每况愈下。

其二，秦几代国君保持开疆拓土、统一天下的战略定力不动摇，为此厉行变法，鼓励耕战，从不折腾、不左右摇摆，即使商鞅被车裂，但人亡法存；专注连横破敌、远交近攻，或蚕食或鲸吞，从不含糊，从沽名钓誉，昏然自守，固步自封，坐失良机，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向既定目标砥砺前行，直到终点。反观楚国不明大势，驽马恋豆，或避秦退守，或壁上观战，或六国相残，或合纵伐秦，浅尝辄止，最后亡于秦。

其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从商鞅变法起，秦国开始建立一套完整的以能力和贡献为核心的人才激励政策和行动机制。翻阅秦史，商鞅、张仪、范雎、吕不韦、尉缭、李斯、王绾等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客卿，战神白起以及蒙骜、蒙武、蒙恬和王翦、王贲、王离祖孙三代等良将，都有其生动的故事，诠释秦国的人才政策和成功之要。而楚国本来人才众多，但楚才多为他国所用，百里奚、范蠡、文种、魏冉、甘茂、李斯等都源自楚国流失至晋、秦等国。一些人才，因为君王无道、奸臣横行，导致结局很惨，如伍奢被杀、伍员资敌、屈原投江。国以人治，政以才兴。一个国家或兴或亡，皆与人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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