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何少见官办的女子学堂？

明朝嘉靖年间，次辅桂萼曾向皇帝建议，“令两京布政司、府、州、县各修官女学。设庙奉先代女师之神，旁有廊，为习女工之所，中一堂，为听教之堂……”，他提出按照官学的形式，由官府开设女学，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朝中其他官员的强烈反对，甚至被斥为“迂诞不经、令人齿冷”，并最终流产。

在如此重视办学和教育的古代中国，为何官办女学会遭此冷遇和奚落？

男性教育目的统一，而女性不同

究其原因，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塑造要求是完全不同的，这奠定了中国古代“男女有别”、“因性施教”的传统。“男者学业于外，志于四方”——男性的教育目的具有统一性，“学而优则仕”，其未来的社会角色虽有士、农、商、兵的区别，但都需要理解并符合社会对于这些角色的要求，因而，对于男性的培养主要由社会组织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完成的，“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而女性教育则要适应各个家族的特点，“女子为学正洁于内，志于四德”，女性需要尽快熟悉家庭或宗族的事务，学习管理家庭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谨守令家庭和睦的行为规范，因而，对她们的教育，不可能采用统一规划的形式，而只能由宗族和家庭来完成的。

将贾府上下管理得井井有条的王熙凤

由宗族和家族完成的女性“四德”教育

所谓“四德”之教，先秦即已推行。《周礼》云：“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东汉班昭《女诫》对四德作了颇为详尽的阐述：

“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为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沫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工。”

显然，“四德”并不仅仅针对女性道德情操方面的塑造，还包括行为规范、生活技能、公共礼仪……对女性的要求非但不必男性低，反而还更为复杂苛刻，故有“教女之道尤甚于男”的说法。

教女之道尤甚于男

桂萼的提议之所以会被否决，并非庙堂之上的诸位官僚泥古不化、冥顽不灵，实是桂萼没有考量中华传统延续千年的因由。女性教育之所以不能向男性一样以乡里私塾或官办学堂的形式展开，实在于女性教育太过繁杂，又因地、因时、因人而异，不可能以“一揽子”的方式解决。农家女需要熟悉农务，或插秧栽稻，或养蚕缫丝，或摘茶采藕；商家女则要熟稔财务，管教家仆；官家女则要大方得体，识文断字，辅助夫家……再看《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是大家闺秀，自然要接受闺塾之教，而春香只是家仆伴读，她调侃夫子，上演“闹学”一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若非如此，为何不让杜丽娘“闹学”，岂不是更能增强“戏剧冲突”吗？

“离经叛道”的女子学堂

当然，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女子学堂。女子学堂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明末，于我们比较熟悉的清末的女学不同。古代的女学多是“离经叛道”之举，也多由一些特立独行的“狂人”所主导。

明末的“异端”李贽就曾公开招收女弟子，他在麻城讲学时，就有女弟子跟随。

清代“江右三大家之一”的著名才子袁枚，作园于江宁小仓山下，曰“随园”，世称“随园老人”。他曾公开招收女弟子数十人，并亲自编辑《随园女弟子诗选》，收女弟子28人之诗。其中最为知名者有席佩兰、孙云凤、孙云鹤等。

与袁枚同时代的诗人陈文述，亦招收女弟子，其女弟子诗有《碧需仙馆女弟子诗》。陈文述女弟子中，尤以吴藻最为有名。吴藻，字苹香，号玉岑子，浙派中著名女词人，著有《花帘词》。

柳如是是钱谦益的女弟子

由于知识女性群体的壮大，清代女子还曾创办文学团体。康熙年间，顾之琼创建“蕉园诗社”，成员主要有顾姒、紫静仪、朱柔则、林以宁、钱云仪，史称“蕉园五子”。清中叶，女诗人张清溪曾创办清溪吟社，成员均为吴中人，被称为“吴中十子”。

女性结社赋诗等社会活动，曾一度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她们甚至凭借自己的诗作文集，获得了一些经济收益。而即便是在古代男性中，凭借文学创作获益的情况亦不多见。《红楼梦》中描写的菊花赋诗、海棠结社、怡红行令、潇湘论文的情景，便是清代贵族女子文学活动的生动写照。

红楼梦里女子学作诗

然而，此类女学并不能替代女性教育，充其量，它是正统女性教育的附属或衍生现象。《红楼梦》中的小姐，个个都会刺绣女红，虽性格各异，但形容举止皆大方得体，这并不是依靠读书赋诗习来的。

《牡丹亭》这出戏称为“闺塾”，而塾师陈最良的确并非浪得虚名，他说：“凡为女子，鸡初鸣，咸盥、漱、栉、笄，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可见他并没有依从男性教育的基本法则来教育杜丽娘，而是依从女性教育的规范来规劝她。

由此，中国女性的教育并非是传统学堂习得，而是延续在广大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规范中，自成其一脉。时人常抨击古人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殊不知“无才”并非意指“愚昧”，而是劝人不要耍弄心机，心有旁骛，而应温柔敦良，宽厚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