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六月初三，李世民亲手杀掉了兄长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软禁了父皇李渊，用无比血腥的方式取得了大唐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史称“玄武门之变”。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在玄武门之变前，李建成和李元吉曾策划了一个在昆明池诛杀李世民的阴谋，我们姑且称之为“昆明池之变”。正是这个“昆明池之变”才逼迫李世民不得不在玄武门先发制人。那么，历史果真如此吗？

一、“昆明池之变”成为“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

李氏三兄弟围绕皇位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秦王李世民因为军功不断受到封赏，势力在不断扩张，野心也在不断膨胀，严重威胁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储君地位。李建成出于自保的目的，和齐王李元吉结成了同盟，共同遏制李世民。武德二年，李世民心腹刘文静和李建成的支持者裴寂产生了矛盾，被李渊以谋反的罪名处死，这是李氏三兄弟之间第一次交锋，由此产生了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痕。武德七年，太子党骨干杨文干在庆州发动叛乱，种种迹象表明有秦王府势力在幕后策划导演，李建成与李世民也由暗斗变成了明争，矛盾开始公开化。此后又发生了李世民在东宫宴饮中毒事件，双方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长期积累的矛盾就像一堆干柴，最终在玄武门燃起了熊熊大火，而点燃它的正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策划的“昆明池之变”。武德九年，突厥入侵乌城，在李建成的举荐下，李渊命李元吉率军征讨，并将李世民麾下的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段志玄等精兵猛将尽数调走，借机对李世民进行釜底抽薪。更为重要的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不仅要削弱李世民的力量，还要将秦王府势力一网打尽：

建成谓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统数万之众，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于彼宴别，令壮士拉之于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谅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付吾国务。正位已后，以汝为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时坑之，孰敢不服？” ——《旧唐书·李元吉传》

太子与元吉谋：“兵行，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伏壮士拉之，以暴卒闻，上无不信。然后说帝付吾国，吾以尔为皇太弟，而尽击杀叔宝等。”——《新唐书·李元吉传》

李建成的计划是在出征仪式上将李世民和他手下一众将领悉数杀掉，然后逼迫李渊交出权力。但这个计划被秦王府安插在东宫的内线率更令王晊得知，得到报告的李世民和心腹经过密谋后，决定先下手为强，设伏袭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酿成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二、“昆明池之变”疑窦丛生

尽管两唐书言之凿凿，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这个密谋说得煞有介事，但细究起来，其中却疑点重重，很多地方难以自圆其说。因此，这个阴谋是否真的存在，有必要进行一些剖析。

疑点一：从性格和人品来看，李建成宽厚仁德，不会对李世民下死手。

关于李建成的为人，史料历来评价不一。《新唐书》说他“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似乎李建成是一个被群小所围的无才无德无能之人。但《资治通鉴》对李建成的评价是“性颇仁厚”，《通鉴纪事本末》说他“性宽简”，都认为他是一个性情宽厚豁达的人。李世民的心腹党羽、唐初史学家温大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也客观记载“太子及王俱禀圣略……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说他很有才略、深得人心，魏征、王珪这样的忠正贤能之士也死心踏地追随他。需要指出的是，李世民曾经指使房玄龄篡改了唐初国史，《新唐书》难免有抹黑李建成的嫌疑，因而后面几种描述更符合李建成的真实形象。据此我们很难相信，一个既性格宽厚、德才兼备的人会对自己的亲弟弟痛下杀手。

秦王尝从帝幸元吉第，伏护军宇文宝寝内，将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愠曰：“为兄计，於我何害？”——《新唐书·李元吉传》

初，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当为兄手刃之！”世民从上幸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为兄计耳，于我何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

李建成在处理与李世的矛盾时，一直希望通过比较温和的政治手段来实现削弱李世民的目的，不赞同用刺杀这样极端的手段解决问题。李元吉设计好了方案，甚至埋伏好了杀手，结果被性格仁厚的李建成制止。魏征也向李建成建议除掉李世民：“征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对此李建成又没有采纳，以致魏征感叹不已：“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既然李建成一直拒绝极端措施，此时他又怎么会主动向李元吉提出将李世民和一众将领全部诛杀的血腥方案呢？

疑点二：从动机上来看，李建成在储位争夺中占据上风，没必要对李世民下手

通常的观点认为，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而且被允许自设官属，俨然成了一个小朝廷，风头和实力似乎也超过了太子李建成，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事实上，在长期的较量中，李世民自始至终都处于下风，李建成则占尽了优势。李建成是太子，名正言顺的储君，身边有一大批追随者和支持者，这其中包括裴寂、萧瑀、封德彝这样的宰辅重臣和罗艺、冯立、薛万彻之流的猛将，以及张婕妤、尹德妃这些宠冠六宫的嫔妃，实力远在李世民之上。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父皇李渊也站在他这边。

李建成一直被李渊作为接班人培养。早在晋阳起兵之前，李建成“携家属寄于河东”，代替李渊行使一家之主的职责，开国之后又被立为世子、太子，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接班人的地位，李渊又让他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培养他处理政务的能力。而李世民自始至终仅被当作一名军事统帅来使用，李渊并没有刻意培养他把握全盘的能力。在李渊的心中，李建成和李世民有不同的定位，他刻意把李建成培养成能够执掌大唐的一国之君，而希望李世民能够成为李建成的得力屏藩。因此，在选择李建成做为大唐帝国储君这一问题上，李渊从来没有犹豫过。太子党杨文干庆州兵变和李世民东宫中毒这两大事件，几乎都有可能将李建成掀落马下，但李渊每次都是轻描淡写地将一页纸翻过，使李建成都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危机。而在这两次事件中，李渊无论是改立李世民为太子的承诺，还是让李世民自治关东的承诺，一个也没有兑现，甚至连提都没有再提起，最终不了了之。

除此之外，李渊还有意削弱李世民的势力，将有“房谋杜断”之称的重要谋士房玄龄、杜如晦驱逐出了秦王府，调走秦叔宝、程知节等精兵猛将，讨伐突厥入侵这样重要的军事行动也弃用能征善的李世民，而选择太子一党的李元吉挂帅。这其中虽然是李建成、李元吉在幕后推动，但最终决定还是李渊下达的。由此可见，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斗争中，李渊是明显倾向李建成一边的。和李世民无路可退而在玄武门孤注一掷不同，李建成在斗争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他只需要等候李渊驾崩，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管整个大唐帝国，局势越平稳，对他就越有利，反之局势如果发生混乱，就有了诸多变数，对他也就不利。因此，李建成怎么会在胜利在望的时候自乱阵脚、将自己推向深不可测的危险境地呢？

疑点三：从可行性上看，“昆明池之变”漏洞百出，李建成很难对李世民下手

即使李建成真的想除掉李世民以绝后患，那么这个计划可行性又有多高呢？史料记载的“昆明池之变”计划可以说是“玄武门之变”的翻版，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诛杀兄弟、逼父退位、斩草除根。但是这个计划相比起“玄武门之变”，实施难度很大。

第一，李建成计划在出征仪式上将李世民“拉之于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谅无不信”，就是要秘密斩杀李世民，制造一个突然暴死的假象。唐代亲王出征的仪式规格仅次于皇帝御驾亲征，皇太子以下王公亲贵和满朝文武官员都要前来送行，在这样一个场合，想要悄无声息地杀掉骁勇善战的李世民而不为人所察觉，可能性几乎为零。第二，随军出征的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段志玄等秦府骁将都是李世民的心腹死士，和李世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李世民被杀掉，这些全副武装的将军又怎么会坐以待毙任由李元吉“坑之”？李建成这样的计划无异于引火烧身。第三，李渊早就对李建成李世民之间的斗争洞若观火，看出他们兄弟已经水火难容，因而说过“观而兄弟终不相下，同在京师，忿阋且深”此类的话，如果听到身强体健的秦王突然暴死，李渊断然不会相信，李建成必然要为此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要知道李渊有二十二个儿子，如果真的触怒了他，废掉李建成另立储君也是有可能的。

疑点四：从隐蔽性来看，“昆明池之变”应该是绝密的，王晊如何能够探知？

“昆明池之变”计划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率更丞王晊向李世民报告的。率更丞是个什么职务，《新唐书·志三十九·百官》是这样说的：

（率更寺）令一人，从四品上。掌宗族次序、礼乐、刑罚及漏刻之政。太子释奠、讲学、齿胄，则总其仪；出入，乘轺车为导，居家令之次。坊、寺、府有罪者，论罚，庶人杖以下，皆送大理。皇太子未立，则断于大理。丞一人，从七品上。掌贰令事。

也就是说，率更寺是东宫的下属机构，主要负责皇族的次序、礼乐和刑罚等，并不是要害的部门。而王晊担任的率更丞是率更寺的副职，只是个从七品的小官，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官却一字不落地掌握了李建成的头等机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易经》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重要的事情如果不慎密就会酿成祸害，这个道理李建成不会不懂。发动政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历史走向，也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的机密要事，李建成和李元吉自然会慎之又慎，不是绝对亲近的心腹之人，是难以知晓的。但是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未发现任何王晊与李建成关系紧密的记载，因此他远远不是李建成的心腹之人，李建成策划政变也不可能和他商议，那么他是如何得知“昆明池之变”计划的全部内容，恐怕就要打上一个问号。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昆明池之变”计划确有其事，那么王晊的告密对李世民来说绝对算得上奇功一件，至少不亚于玄武门九将，但是李世民继位后封赏功臣，就连李建成的旧属也得到重用，唯独没有对王晊有任何封赏的表示，也让人难以理解。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王晊是李世民为了证明“昆明池之变”的存在，而临时找来的一个所谓证人，他其实对李世民并没有什么功劳可言。

三、“昆明池之变”是李世民精心编写的剧本

综合上面种种疑点，我们有理由做出一个推断：所谓的“昆明池之变”纯属子虚乌有，其实是李世民为开脱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责任而精心编造出来的，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李世民是一个格外看重名声的封建帝王，他在评论《晋书》时曾经大发感慨：“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一日为恶,闻于天下。”虽然“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少有的“为恶”，但却是难以赦赎的大恶，毕竟杀兄逼父这样的罪行有悖于天理人伦，不容于道德纲常。正因为如此，李世民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替自己的罪行开脱，而将“玄武门之变”的责任归咎于李建成的逼迫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昆明池之变”应运而生，它的出现意在彰显“玄武门之变”的必要性，为之披上自卫还击的外衣。李世民希望以此告诉世人，如果他不在玄武门先发制人，自己将在昆明池为人所制。

其次，古代皇位的继承讲究正统性，李世民虽然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但说到底他的皇位是通过非法手段篡夺来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李世民希望通过一个“昆明池之变”的计划，将李建成塑造成一个阴狠狡诈的反面形象，以此证明李建成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帝王人选，李渊选择李建成做继承人是错误的，从而为自己取而代之堆砌法理依据和道德支撑。

结语：

尽管李世民为消除“玄武门之变”的负面影响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开皇帝干涉史官修史的先河，指使房玄龄篡改史书，凭空炮制了一个“昆明池之变”的计划，但无论怎样修饰和掩盖，都无法完全遮挡历史真相，我们仍可以透过重重迷雾，一窥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