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期农民起义对明朝产生了巨大而猛烈的冲击，并最终推翻明朝，但是由于李自成的目光短浅，最终胜利果实被关外的满洲女真建立的清朝所掠夺。

清朝建立之后，鉴于明朝灭亡的原因，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恢复生产。

随着康熙帝登基帝位几十载之后，清朝的统治基础越来越稳固，于是康熙帝为了“千古仁君”的名声，决定实施“新增人丁永不加赋”的宽厚政策。

所谓“新增人丁永不加赋”政策指的是清朝丁赋的征收，以康熙五十年（1712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新增人丁，永不加赋。

正式施行时间为康熙五十一年（1713年），这一政策曾经被清朝文武百官说成是“有书契以来未有之旷典”。

丁税和田赋，在摊丁入亩之前，是两个并列的征课税收的国家大项目。

田赋按土地田亩进行征课，丁税则按照人口进行征收。

由于丁税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很多没有土地的农民，为了不缴纳丁银，往往被迫逃亡家乡，变成流民，流浪他乡。

这种因人丁逃亡而征不足额的情形，从清朝初期一直到康熙五十年，一直存在。

在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中，康熙帝也承认农家中的一户有五六人，只有一人交纳丁税，有九丁、十丁家庭的一大户，也只有一人交纳丁税。

这说明，在颁布这条诏令之前，丁银是没有能足额上缴，已经是既成的事实。

为了达到足额征收的目的，清朝订了不少奖惩措施。比如顺治十一年（1655年），清朝规定编审户口，要逐里逐甲进行全面审察，如果有隐匿不上报的话，依律进行治罪。比如康熙二十五年（1687年），又将编审限期缩短，凡新增之人丁有隐匿不上报的人家，也依律进行治罪。

在奖励方面，顺治十四年（1658年）规定州县城编审户口，增加人丁到2000名以上，“各予纪录”。康熙二年（1663年），更扩大范围，只要有一州一县增加人丁2000名以上，从州县官、道府、布政司直至巡抚总督，统统准予记录。然而，即使这样奖惩兼施，效果还是非常微小。

一直到康熙帝正式颁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的前一年，各省地区编审人丁，仍然未将加增人丁数量，尽行开报。

地方官为了完成上面压下来的任务，免于罪罚，开始谎报捏报人丁数量。

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直隶地区灵寿知县陆陇其上奏朝廷：从顺治十四年到康熙二十二年，灵寿县记载在赋役全书的全县人丁，增加了987丁，而实际审定丁数，却少了569丁。其所以如此，则是由于编审者惟恐因为人丁数量不足额而受到处罚，并且又担心仅仅只有旧额度人丁数量，上面也会怪罪下来，就搞出来一个“必求其稍益而后止”的策略。

这样的严攫遍索，而仍然不免于征不足额，原因是很清楚的。

那些没有交纳钱粮的余下人丁，决不像康熙帝所说的那样，是在“优游闲居”，“共享安乐”，而是像陆陇其所说的那样，他们已经是“老幼无立锥”，“逃亡无踪迹”。

如果“新增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如果能真正意义上认真执行的话，的确有减轻农民百姓负担的好的一面。因为新增人丁，自此不需要再向国家交纳丁银。

但是，它同时又有增加农民百姓负担的坏的一面，因为如果一个地方的人丁数量减少，丁银却依然要维持常额，不能进行相应的减少，这给其他人丁带来更重的经济压力。

在康熙五十五年，清廷户部议定的相关执行条例中，规定了“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数”的具体措施：一家农户内，如果同时有新增的人丁和退休或生病失去劳动能力而被除籍的人丁，即以新增的人丁抵补退休或生病失去劳动能力而被除籍的人丁，如新增的人丁不足以抵补除籍的人丁，就要在亲族中的人丁进行抵补；如果还不够的话，即以同甲、同图中人丁多、粮食多的农户顶补。

这种办法，就连为清朝唱赞歌的人也加以非议，认为这是“丁倒累户，户倒累甲”，“在官谓之补，在民谓之累”。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不管有没有新增的人丁，应该除籍之丁根本不予开除。比如云南省，山高皇帝远的山地边疆，并且属于各民族混居的多民族地区，清朝政策根本无法推行，史料记载“寸椽尺土”之丁，“虽老病故绝，编审时从不除减”，一直到了雍正帝登基，实行摊丁入亩，才开始真正将这项政策推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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