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宣和遗事》到现存的《水浒传》的各种刻本，都没有写到宋江的妻子儿女，只有一个外室阎婆惜。按封建时代的规矩，阎婆惜不能算是宋江的妻子，因为她不是明媒正娶而来的。

宋江杀阎婆惜刺配江州的时候，年纪已在“三旬之上”。在封建社会里，过了“三十而立”之年，仍无妻子儿女，是为社会所不容的。那时讲究所谓“孝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宋江被誉为“孝义黑三郎”，却连个妻子也没有，这于情于理都是讲不过去的。

从《水浒传》的描写看，之所以略去宋江的妻子儿女，是由于作者对妇女存在一种偏见。《水浒传》的作者认为，英雄好汉与妇女是不相容的。好色是最没有出息，最为人瞧不起的。作者写道：

“但凡好汉犯了‘滑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

为此，在作品中只字不提宋江的妻室。对于他与阎婆惜的不正常关系，也明显地为宋江辩解，尽可能把责任推到女的一方。作者说：“宋公明是个勇烈大丈夫，为女色的手段却不会”。阎婆惜受不了孤寂，便蹬掉宋江，看中了惯于“卖俏迎奸”的张三郎。在作者看来，这样写就可以使宋江摆脱“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纠缠。武松、鲁智深、杨志、戴宗等人所以无妻子儿女，大概也由于这个原因所致。

当然，并不是所有《水浒传》的作者都如此。明代有个叫吴从先的人，曾经看到过一部与我们今天所能见的《水浒传》有很大不同的刻本。它的人物、故事，从北宋宣和年间写到宋室南渡之后。其中提到的所谓“四大寇”：淮南宋江、河北高托山、山东张仙(先)、严洲方腊。都是实有其人，不是田虎，王庆等虚构人物。

关于宋江的描写，《小窗自纪》卷三《读水浒传》记载吴从先所看到的故事情节是：

“夫江一亭长耳，性善饮，朋从与游，江能尽醉之，且悉其欢，又驯谨而其中了然，呐厚而其诺硿然，抚孤济茕，人人得呼公明，人人咸愿为公明用也。又每临风月，对山林，触景咨嗟，稍露不平之感，亦人人窃伺之矣。夫何以贿败，刺配江州，道经淮，而梁山啸集徒众，有鸡鸣狗盗之风焉，及闻江来，众铧迎入壁，推为主寨，江固辞脱。未几，旧游有阴德之者，辇其妻孥合焉，面江遂绝意”。

这个宋江，不是县里的押司，而是乡间的亭长。他为人豪爽，能为人排难解忧，“抚孤济茕”。在人们中很有威望。他对现实经常流露出“不平之感”。他刺配江州，似乎是经济上的原因，不是由于杀了阎婆惜。在被押解途中，被“劫”入梁山，众人推他为寨主，他推辞不干。不久，有人把他的妻室儿女送上山来，他就决意为之。开头宋江所以不当梁山寨主，怕的是他的妻室儿女被官府杀害，及至家人团聚，便无后顾之忧，放手大干了。这似乎较近情理，也真实可信。

元人陈泰曾记述了自己乘船经梁山泊时，船工对他提到宋江江的传说；此处

“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江)妻所植。”

宋江的妻子，能“绝湖为池”，种植荷花菱芡，是个劳动者的脚角。与上述的宋江为亭长的身份，是比较接近的。

这些传说，不无依据。运用得恰当，对于丰富宋江的形象是有作用的。明人许自昌的传奇《水浒记》。真便以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宋江与妻子孟氏和谐融洽的关系。宋江对现实中的一些黑暗现象表示不平，不满足于自己碌碌无为押司的低微地位，希望有所作为，同时又记挂着妻室。

宋江的妻子孟氏对他颇为理解，奉劝他专心于政事，不要以家室为念。作者竟把她写成为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人物。

宋江杀了阎婆惜，遭受刺配，孟氏含辛茹苦，甘守孤凄。可恶的张三郎乘机来调戏她，盂氏回答他的是一顿斥责。后来，梁山泊好汉把她“抢救”到山上，与宋江团聚。她与宋江一起赞美梁山泊，“锄强诛暴军威壮，扶危济困恩波旷。恁强梁，能如山寨，水浒有余光。”

从这些描写看，《水浒记》似乎较接近吴从先所看到的那本《水浒传》。对宋江妻子孟氏的这种描写，不仅不会有损于宋江的形象，相反，使宋江的形象更真实更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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