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以来，出现了内忧外患，明朝几乎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首辅张居正推行变法变法革新，力挽狂澜，将一个几乎濒临灭亡的明朝从悬崖边又拉了回来。张居正改革，也和商鞅变法、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并列，成为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改革事件之一。张居正的改革不能恢复了明朝的国力，延续了明朝的统治，还对中国的赋税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政治改革和整顿吏治：张居正改革的基础

“仁宣之治”后，明朝就走向了衰落，从宣德之后到万历之前的130多年，明朝政治不断腐败，经济不断恶化，边防日益严峻。明朝的持续衰落首先和明朝的政治制度有关。明朝废除了宰相制度，使得君主的政务空前繁多。因此，皇帝不得不依靠宦官来处理政务，这就是使得明朝的宦官专权空前严重。从明英宗时期开始，明朝经历了王振、汪直、刘瑾等著名的宦官专权事件。宦官专权的结果就是政治迅速腐败，朝野一片乌烟瘴气。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1547年考上了进士走上了政坛，在嘉靖和隆庆时期，张居正是通过内阁大臣、宦官之间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徐阶担任首辅时，对张居正十分器重。隆庆初期，张居正就成为了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后来李春芳取代了徐阶的内阁首辅地位，张居正又联合高拱夺李春芳的首辅之职，高拱为首辅。1572年，明穆宗去世，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继位。张居正就乘机联合东厂提督太监冯保驱逐了高拱，自己成为了首辅。张居正又穆宗陈皇后和神宗生母李贵妃极力巴结，终于受到信任，得以独揽朝政。连万历皇帝对张居正也十分的害怕，大臣更是“莫敢异同”。

张居正

在历史上，能够成功推行重大改革的，要么是皇帝亲自改革，要么是得到了皇帝的全力支持，不然起改革必然会因为面临巨大的主力而失败。如商鞅变法就是得到了秦孝公的全力支持，而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皇帝摇摆不定。而张居正独揽大权，权倾朝野，“上窃朝廷之权，下侵六曹之职”，这也就使得改革的推行了有了坚强的后盾。

同时，为了方面自己政令的推行，张居正将内阁变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张居正在1573年出台了考成法，以六部控制抚按，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如此，就将内阁从一个秘书机构转化为了中枢行政机构，使得自己的政令得以迅速推行。《明史・张居正传》说:“居正为政，以尊王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同时，张居正也出台了随事考成的制度，使得朝廷的事件能够到地方贯彻落实。全国上下的政务，除了一般例行公事之外，其他都要另立文册两本，一本用于推行，一本用于内阁查考。而且审查的频率较高，能够做到“月有考，岁有稽”。如此，朝廷发布的命令就能够得到了贯彻执行，提高了行政效率。

张居正故居

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张居正

同时，张居正裁撤了一批冗员，提拔和奖励了一批贤良官员，使得明朝长期以来的腐败现象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张居正自己位高权重，权倾朝野，因而起改革可以雷厉风行地进行了。当时远在云南的黔国公沐朝弼多次犯法，朝廷官员也奈何不了，而张居正则派遣人员将他逮捕。张居正的吏治改革为了其他的改革奠定了一个基础。

二，经济改革：缓解明朝社会危机的良药

明朝在中后期，面临两大经济问题，一是土地兼并问题，二是财政问题。土地兼并是古代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法解决的死结。明朝建立以来，皇室、宦官和勋戚就凭借政治特权大肆掠夺土地，《明史·食货志》“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1393年，明朝拥有税田850万顷，到了1502年只剩了422万顷，下降了一半，这些土地基本被皇室、官僚等吞并。税田减少了一半，但是明朝的田赋却只减少了十分之一。1393年，全国田赋总额为2944万石，而到弘治年间为2679万石，总体相当。这说明，明朝对农民的剥削几乎加重了一倍。当然，除了田赋之外，明朝还通过明朝政府还采用征收折色银的办法加重对农民的赋税。农民起义就是一个朝代农民生活状况的晴雨表，明朝后期地方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不断动摇着这个朝代的根基。

和土地问题紧密联系的就是财政问题。从明朝初期到明朝后期，国家从农业方面获得的税收总体上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明朝的财政支出却空前加大了。明朝初期，国家推行了屯田制，使得明朝的军队可以自足，因而国家财政收入基本是够用的。但是明朝中期后，屯田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不得不推行了募兵制，使得军费开支日益庞大。另外，随着时间的发展，明朝的官员数量和宗室都突破了10万，这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养。加上贪污腐败等原因，明朝后期的财政已经枯竭。1567年，据户部统计，国家太仓仅存银130万两，而官兵的支出就达到135万，边防需要236万，补发年例银182万，三项通计总支出银需553万两，还不算其他的开支。

白银

张居正认为，“豪强兼并、赋役不均”。也就是土地兼并导致了赋税不均匀，使得富者越富，贫着越贫，加重了社会矛盾。因此张居正在经济上的改革也就是从土地问题入手。1578年，张居正下达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的命令。在丈量过程中，地方好强不断阻扰，张居正则坚决打击。到了万历九年，全国的土地丈量完成，得出全国的土地面积为713万顷，比弘治年间多了300万顷。土地丈量的完成，为张居正制定新的赋税制度打下了基础。

张居正视察漕运

同时，张居正又督缴正赋田税。过去，明朝的地方贵族、豪强等拖税漏税十分严重。地方官员不敢向他们督缴正赋田税，转而向农民强征。张居正规定“以钱谷为考成”，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收到严厉的处罚。也就打击了豪强地主，对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同时也增加了财政收入。

1581 年，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内容主要有几条：一，将过去的田赋、人丁税、徭役和杂税全部统一为一条；征税的依据按照田亩的多少；由实物税收改为货币税，缴纳白银。一条鞭法的改革，简化了税收的程序和项目，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和官员的舞弊和贪污，有利于减少百姓的负担。同时，一条鞭法减少了农民、商人、手工业着对国家的依附关系，而征收白银也适应了商业的发展趋势。一条鞭法上起两税法，下开摊丁入亩，是中国赋税变革的里程碑事件。

通过丈量土地和推行一条鞭法，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了迅速的增加。当时明朝的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在增加财源的同时，张居正也在力求节约。他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另一方面又减少皇室的开支。他要求万历皇帝“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无功之赏，可罢者罢之。务使岁入之数，常多于所出”。这无疑对国家财政的节省是十分有利的。

三，加强边防建设：为边疆的安定做好了保障

明朝中期以来，周边的局势就十分严重。在蒙古方面，先是瓦剌强盛，出现了土木堡之变。又是鞑靼强盛，占据了河套地区，连年进攻明朝的“九边”长城地区，甚至出现了“庚戌之变”。在东北方面，女真族早已不受明朝的控制，不断侵扰辽东。在西北方面，关西七卫已经全部沦陷，明朝势力退到了嘉峪关以内。在东南沿海，倭寇十分猖獗，经过了戚继光和俞大猷等人的反击，最终才稳定了沿海的局势。

张居正进入内阁后，就开展军事建设。在此之前，明朝地方的将领往往受到了地方文臣的牵制，严重缺乏自主权。在边疆将领获得战功时，地方文官往往分功领赏，在将士边防不利时吗，文官又通过奏章推卸责任。如此，使得边疆将士的积极性严重受到了打击。张居正则严格论功行赏，防止文臣挣功，改变了边疆将士士气。1575，李成梁取得辽东大捷，兵部录叙张居正运筹之功，他固辞不受。

八达岭

针对明朝军队军击败坏，组织散漫，战斗力差的问题，张居正提出“兵不患少而忠弱”。他下令整顿全国的军队，加强训练。在他的严厉要求下，兵部把练兵好环列为考核将帅优劣的标准。张居正整顿军纪的重点在京兵，以此作为全国整顿军纪的楷模。1581年，在北京进行了一次“大阅礼”，以展示整顿军队的成果。此后，又重用谭纶和戚继光整军练兵，加强了京畿地区的防务，最终使得京畿地区的边防军队“植立不动，边军大装，自是始知军令”。张居正还命令边关修建防御工事，同时命令军队以防御为要，不能随意冒险出击。

戚继光

对蒙古方面，坚持对蒙古的“封贡”，使得北方总体保持稳定，“俺答款塞，久不为害。”不过，封贡就需要明朝向蒙古提供一笔“市赏”，不过这大大减轻了明朝的边防压力和经济负担，也为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安定提供了条件。万历五年(1577年)，山西、宣、大总督方逢时说:“八年以来，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并说:“计三镇岁费二十七万，较之乡时户部客饷七十余万,太仆马价十数万,十オニ三耳。”如此，明朝皆可以每年节省军费开支60万两。当时，蒙古的小王子部和女真族不断侵犯辽东，张居正就启用李成梁镇守辽东，边境晏然。

广宁城李成梁石牌坊

张居正加强军队整治，加强了边防，这为万历后期的朝鲜战争、平定宁夏之乱，平定播州之乱，抵抗缅甸的入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张居正时期，明朝始终没有和周边国家和民族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边境总体处于和平的局面。和保障和平的就是明朝军事力量的加强和有效的民族政策。

万历皇帝

1582年，张居正去世。张居正的改革也告一段落，明朝重新又陷入了快速的衰败之中。张居正的改革是明朝最后的回光返照。此后，万历皇帝24年不上朝，国家局势摇摇欲坠。经过了“万历三大征”和萨尔浒之战，中缅战争，明朝基本耗尽了自己的国力。不过这不能抹去张居正最后的辉煌，是他让明朝多延续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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