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和汉献帝之间的关系确实很微妙，说来也话长，很多人陷入两个极端解读的“怪圈”：要么认为曹操对汉献帝忠心可鉴，要么认为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乱臣贼子。

这两种极端的解读方法，都忽略了曹操和汉献帝相处长达二十多年（196-220年）这个时间因素，我们为何不能解读成：两人的关系是一个量变引发质变的动态关系呢？

《新三国》剧照

我认为，曹操在建安初，他需要摆出“信重天下”的姿态来，所以，他对天子的态度，在表面上还是遵守朝制的，私下为了专权也做了一些让天子不快的事；

建安五年（200年），董承案发，此案本源是汉献帝的“衣带诏”，即便如此，曹操只惩办董承及其同党，他也不可能在与袁绍对峙官渡之时，去跟刘协算账。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克邺城，自此他领冀州，让兖州，再也没有与汉献帝见面的可能性了。

此后十几年，曹操设丞相，改九州，封公拜王，建立魏国，最终为嗣子曹丕奠定了代汉的基础。

以上是我列的四个时间段，就是：曹操对待汉献帝态度的一个转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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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真实性考证

题目中说了个汉献帝曾对曹操诘难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早的记载是出自《献帝传》和《汉晋春秋》。

《太平御览·卷387·人事部二十八》引《献帝传》：旧仪三公领兵见，令虎贲执刃扶之，曹操顾左右，汗流背，自后不敢复朝请。《太平御览·卷92·皇王部十七》引《汉晋阳秋》：献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近侍，莫非曹氏党旧恩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辅兵入朝，令虎贲执刃挟之。操顾左右，汗流洽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比较一下，习凿齿写的《汉晋春秋》（晋讳“春”改“阳”）还是很详细的，这段记载又被范晔录入《后汉书·皇后纪》中，成了正史内容。

但是这段内容不是说虚假，而是细节上不准确，因为原文先写皇宫内的宿卫都被曹操换成了自己的朋党，后写曹操被虎贲（宿卫）吓到。如果这个顺序正确，曹操为何要怕自己人？

如我在前面所说，曹操对待汉献帝的态度有个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说曹操专权，是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倒不如说，曹操因为汉献帝这件事吓到了，然后就把宿卫都换成了自己人，如此于情于理说得通。

另外，裴松之在《武帝纪》建安二年（197年）引了《魏晋世语》的内容，也提到“自此不复朝见”。

《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晋世语》：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公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朝见。

这件事是说，曹操在建安二年正月出征张绣（汉廷都许后，曹操首次出征），曹操恢复汉廷旧制：出征前拜见天子，因为曹操身为司空（三公之一），又领兵在身，觐见天子时，要被两支戟交叉锁住脖子。——以此体现天子威严。

曹操为了恢复汉廷礼仪，亲身体验了一回后，就放弃了第二次。曹操本人觉得太危险了，毕竟朝廷中还有很多人看自己不顺眼，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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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题

结合我罗列的几件事来看，曹操在建安初，是有心建立恢复汉廷制度的，但是，曹操在朝廷中提拔亲朋旧党，打压异己，这也是事实，由此引发汉献帝对其不满，最终在建安五年，爆出“董承衣带诏案”，自此，曹操与汉献帝貌合神离，也拒绝再去觐见汉献帝，以防不测。

后面，汉廷中的忠汉大臣多次策划反曹案，虽然再也没有了汉献帝参与的记载，但是仍然可以得出结论：曹操与汉献帝的关系真的很差。

曹操还因为多年前的一封信而震怒，指示汉廷查办“伏后案”，铲除伏氏家族，为自己女儿曹节担任皇后铺平道路。当华歆把伏皇后抓获之时，伏皇后哭着对汉献帝喊救命，汉献帝也哭着说出：“我命也不知道何时结束”的话来，可见，曹操和汉献帝之间是没有丝毫恩情可言的。

话说回来，曹操自建安初拥立汉献帝之后，他专权也是必然之路，不可能把权力交给他人来执掌，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李傕、杨奉等人就是前车之鉴，曹操是不可能走那些人的老路的。

至于现代，在《百家讲坛》上，有易中天吹捧曹操，姜鹏吹捧汉献帝，认为曹操和汉献帝关系好，甚至有合作的成分。他们的观点除了哗众取宠之外，没有丝毫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