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看到质疑沈括人品的文字和视频。比如说，沈括给皇帝打小报告，告发苏轼写诗讥讽变法，由此引发“乌台诗案”。

这件事记录在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又是从《元祐补录》摘录的。问题是《元祐补录》的记载，有多少真实性？

一

根据《元祐补录》，所谓沈括告状苏轼发生在熙宁七年(1074年)，沈括相度两浙农田水利、差役等事，兼察访任上。说沈括察访两浙时，拜访了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与诗人见面，话题自然少不了诗词，沈括就说，“您的诗，皇帝也非常喜欢”。于是，苏轼就把自己的近作让沈括带给皇帝。沈括回京，就把苏轼的诗呈递给了皇帝，并在诗里做了标识，说这些句子都是在讽刺皇上您的变法。这就是沈括打小报告的由来，并因此引发“乌台诗案”。

这件事，有多少可信度？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从时间上分析。“乌台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年)，与沈括拜访苏轼，两者相隔五年。

李焘在转录《元祐补录》这一内容时，也感到困惑，所以特意材料后面附注“恐年月先后差池不合”。也就是说，李涛本人都会这个材料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他的附注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就是这五年，朝廷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熙宁七年三月，沈括自两浙回京。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次年，王安石复相。后年，王安石再度罢相。这段时间，朝局波谲云诡，第一个受害者恰是沈括。

这期间，沈括对“免役法”提出修改建议，希望“差雇并行”，被批“出尔反尔”，遭贬谪。

熙宁十年（1077）七月至元丰三年（1080）六月，这段时间沈括已被逐出朝廷，降为宣州知州。也就是说，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前后，沈括一直在宣州任上。而他所以被贬，恰恰是因为对变法不坚定。

这五年，当做当事人的苏轼，却顺风顺水。期间，宋神宗不仅多次夸过苏轼，而且还给苏轼升了官。由杭州通判升任密州知州，因而有机会在那里写下《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千古名篇。

也就是说，即使沈括真的把苏轼诗词上进神宗并标注，也对苏轼仕途没有任何影响。沈括的行为与五年后的乌台诗案，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苏、沈性格迥异，一个擅长文学，一个迷恋科技，两人似乎从来没有过诗词唱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极短，算不上朋友，也没有积累私怨。沈括状告苏轼，找不到个人理由。

再从情理上分析。

苏轼的诗，本来就是让沈括转呈皇上阅读的，他自己对诗内容自然有掂量，根本不担心自己的诗会刺激皇上。

且苏轼反对变法是一贯的，明确的，不但写诗暗讽变法，而且多次给皇帝写奏折，反对变法。这种事朝廷上下均知，沈括打“小报告”，告苏轼讽刺变法，似乎也多此一举。

王铚《元祐补录》中还有一段记载，把沈括写得很卑微：“元祐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

但在苏轼的文章里，恰是另一种情景。元祐六年，苏轼奉诏回京的路上，特地去润州见沈括。“括尝以鄜延所得石墨为赠”，苏轼为此兴奋地写下了一篇札记《书沈存中石墨》。记录了这次见面，并对沈括自己研发的石墨产品，大加赞赏。

赠送具有科学发现的新品文具，这才真正符合两人身份的书生交往。

所以，《元祐补录》对沈括告发苏轼造成“乌台诗案”一事，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情理上，都站不住脚。根本不可能发生。

二

其实，沈括与乌台诗案是否有关系，最有说服力的材料，还是乌台诗案卷宗。

不幸中的万幸，在宋室南渡的混乱中，乌台诗案的全套卷宗从办案机关流出，被热爱苏轼的人们保存了下来。数十年后，一个叫朋九万的人将其刊印成《东坡“乌台诗案”》一书。这些原始卷宗，包括四件弹劾本章、全部审问记录，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

《东坡“乌台诗案”》收录的弹劾本章，作者分别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权御史中丞李定，并没有沈括。《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札子》首先对知湖州苏轼谢上表中的两句牢骚话——“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察事，或能牧养小民”——发难，并进一步罗织：“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犹取镂板而鬻于市者进呈。伏望陛下，特赐留神。”

《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列举苏轼若干诗歌中所犯“大不恭”罪行，称其“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并提供了罪证——“印行四册，谨具进呈”。

他们所呈的诗文，并非沈括或苏轼的手抄本，而是镂板印行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编辑为苏轼好友、神宗的妹夫王诜。这本出版物在案发前一年的元丰元年刚刚问世，王诜也因此成为涉案者中受惩罚最重的一位。

“乌台诗案”，把苏轼整得死去活来。但在苏轼后来的回忆文字里，只控诉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只字未提沈括。

受此案牵连的苏轼亲友，此后一直与沈括保持着正常的交往。“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元祐初均参与了《神宗实录》初版的编修，此时旧党掌握着历史的书写权，但他们并未在《实录》中留下“沈括告密”的记载。

三

其实，苏轼诗文经常批评嘲讽新政，这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神宗皇帝也一直明知而且宽容。元祐三年，苏轼曾回忆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

意思是，神宗曾多次召见自己，让自己有话即说，不必顾虑。但自己许多建议，并未采纳，于是就把自己的主张写入诗文，希望进一步影响神宗。

也就是说，苏轼写诗给神宗，这是君臣之间的默契，也是苏轼参政议政的一种方式。

问题是，过去皇帝能容忍苏轼，为什么后来又不能忍了呢？

唯一的解释是，神宗对大臣的态度变了。过去王安石主导变法，他可以站在更高层次，审视变法，听取各方意见。后来王安石罢相，自己亲自主导变法，他就不能容忍不同意见。态度的转变显然是为了推动变法实施。

苏轼以前在上层小圈子里说说风凉话也就罢了，现在印刷成册广泛发行，且士大夫均能被苏学士天才的文字表达所魅惑，皇帝就不能忍了。

这才是乌台诗案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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