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什么事最能证明武则天的狠毒，她亲手杀死尚在襁褓之中的亲生女儿一事绝对是很多人心中的不二选项。

武则天杀死亲女来陷害高宗王皇后，是很多乐此不疲议论的。

武则天

然而此事充满了很多疑点，即便正史对此记载也是说法不一。

到了宋代，修《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才将其载入正史，成为信史。

那宋人为何一反常态，将如此有疑点的事情写入正史呢？

骆宾王《讨武檄文》没有提及半分此事

檄文一般都会将欲讨伐对象的种种恶行都囊括其中，甚至不惜捕风捉影，乃至恶意捏造事实。

但是骆宾王声讨武则天的《讨武檄文》通篇没有提到此事。

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 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

骆宾王

这里提到了武则天的诸多罪行，如“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丧尽了天良，但是没有杀害亲生女儿来陷害王皇后的事。

同样是宫闱秘事，骆宾王却不提及她残杀女儿一事，最大的可能就是没有此事 ，不然骆宾王不会不将之公布与众的，来显示武氏的罪行，彰显己方正义的。

此事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后人“添加”的。

《旧唐书》也没有记载此事

《旧唐书》是第一部官修的唐代正史，它的很多资料直接来自唐代国史，而后晋距离唐代不远，资料也更加可靠。

但是《旧唐书▪则天皇后武曌本纪》中并没有记载武则天为陷害王皇后杀死亲生女的事，只是在后面的论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史臣曰：……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恒态也。

武则天

刘昫等史官认为武则天在成为皇后的过程中采用了阴谋诡计，“振喉绝襁褓之儿”，认为这是武则天的“不道”，是其“奸”与“妒”的表现。

“振喉绝襁褓之儿”是不是指武则天杀死亲生女儿呢？这值得体会的。

若真是此事，史官为何不在前面的本纪中直言呢？若不是，那这句话难免又让人浮想联翩。

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说法多是民间野史记载，并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刘昫在修史时没有采用，只是用这一句留给后人猜测。

这或许就是春秋笔法。

欧阳修、司马光明确且详细地记载了此事

到了宋代，欧阳修和司马光在各自修撰的正史中都记载了武则天杀害女儿一事、

先是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中，欧阳修在《新唐书▪后妃传》记载道：

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

欧阳修

这里详细记载了事情的始末，有声有色。

在往后，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记载道：

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欧阳修和司马光的记载几乎完全一样。

剧照

为何五代后晋的人没有记载此事，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宋代却记载此事呢？

很明显这并不是欧阳修、司马光发现了新的史料。

这里很大程度在于宋人对唐史、对武则天的态度。

宋人对《旧唐书》一贯持批评态度，认为其“使明君贤臣、隽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于是欧阳修等人在修《新唐书》时，秉孔子修春秋之意，进行所谓“忠奸顺逆”的褒贬。

如《新唐书》直接在以《逆臣黄巢传》给黄巢左传，增加了“奸臣”、“叛臣”、“逆臣”等传记。

而武则天无疑也是属于奸逆之列，是需要大加贬斥的。

宋人吸取唐代教训，对武则天这样一个篡唐自立且是女主乱政的事情自然没有好感。

新唐书

如此一来，他们就不惜放大武则天的恶行，这也符合他们所谓的“著其大恶而不隐”的价值观。

宋人增加了武则天扼杀亲女的事情，也正是《新唐书》主编倡导的“其事则增于前”的体现，而增加的这些《旧唐书》没有记载的事情也是宋人引以为自傲的。

而一般事情的流传也是有迹可循的，一些民间笔记或野史的记载随着流传的深入，渐渐深入人心，从而被采为信史也并非不可能的。

何况出于某种政治塑造的需要，这正是修史者可以利用，拿来即可。

采用野史纳入正史的事，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不少见。

司马光

如新旧唐书都没有记载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绯闻，但是司马光却采用唐代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的记载，记录了两人之间的绯闻。

“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喧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

司马光这么做，就是为了宣扬安禄山和杨贵妃的恶，从而让后世统治者引以为鉴。

宋代儒学复兴，欧阳修和司马光都是大儒，是儒道宗师，他们秉持褒贬，惩善扬恶，这在修史时便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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