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音tuō zhòu）是一个很生僻的名字，看上去就很难给人以好感。事实上也是如此——千年以降，韩侂胄的名字一直与蔡京、秦桧、万俟卨（音mò qí Xiè，“万俟”是一个鲜卑姓）、丁大全、贾似道等人并列，成为两宋层出不穷的奸佞代表。

被《宋史》盖章定论的坏蛋不能说全是扯淡，但起码有一半值得吵一架

事实上真是如此吗？

中华文明能延绵数千年而从未断绝，重史传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有史书，我们才知道祖先筚路蓝缕的艰辛、开疆拓土的荣耀，也能从无数次的朝亡国替、兴衰起伏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因此，一代英主李世民才会生出以史为鉴的感慨：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旧唐书·卷七十一·列传第二十一》）

所以史官可敬，史书很好。但还不要忘了史书都是人写的，而人又都是有自己的立场的。

就拿将韩侂胄列入《奸臣传》的《宋史》而言，在读这部史书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其成书的背景——蒙古人建立元朝以后，压根就没想起来替前朝修史这码事。直到朱元璋都跑到皇觉寺当和尚了（至正三年，即公元1343年），元朝的末代皇帝妥懽帖睦尔才终于指示丞相脱脱修史，而且是《宋史》、《辽史》、《金史》三史同修，仅耗时3年就宣布大功告成。相比之下，字数不及元修三史一半的《明史》是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一口气修到了到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共历时94年。仅从此一点，就可以看出两朝对待修史态度的巨大差异。

二十四史中有争议的不少，但像《宋史》这么饱受非议的仅此一部

因此，《宋史》不但修撰得仓促、粗糙，而且立场也最遭人诟病。话说妥懽帖睦尔先后指派的两任都总裁官中，脱脱又得治黄河又得剿义军，忙得不亦乐乎，最后只能辞职；继任的阿鲁图连汉字都认不全，算是个半文盲，这个都总裁官当得纯属是应付差事。

因此《宋史》的修撰完全被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汉官控制。而这几个人的另一个身份则是朱程理学的忠实信徒——如此一来，韩侂胄要是不入《奸臣传》就见鬼了。

为啥？听没听说过“庆元党禁”？老韩一棒子将理学打成了“伪学”，还把理学的老祖宗朱熹打入“伪逆党籍”撵回了老家（本来是想弄死的），四书五经统统成了禁书，谁敢为理学摇旗呐喊要么远窜边荒，要么连科举都不许考……

总之一句话，韩侂胄就是理学的头号死敌。要是他没有被刺杀身亡、庆元党禁再延续个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理学这个儒家的怪胎能不能再起死回生还真不好说。

如果是那样的话，后来的历史会不会是个完全不同的模样？

对于两宋以后日益保守僵化的社会风气，朱程理学难辞其咎

老韩为啥这么恨理学？因为这帮家伙成天唧唧歪歪，普遍畏惧女真人，大多算是主和派。而韩侂胄为相的首要目标就是北伐，就是要主动出击收复北方故土。所以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他也必须先把这帮玩意给收拾了。

韩侂胄是坚定的主战派，权势和影响力更不是岳飞等武将能够相比的，乃至于主和派要采用最卑劣的手段——暗杀，来将其肉体消灭。而且女真人是如此的痛恨韩侂胄，后来与南宋签订嘉定和议时，条件之一就是将这位大宋权相掘棺戮尸，并将其首级交给金国。

这就是南宋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幕——“函首安边”。

与韩侂胄情况类似的还有贾似道。前段时间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试图替老贾说几句公道话（详见《贾似道的毛病不少，但说他是奸臣就昧良心了 》），结果被骂成了狗，说我是替奸佞翻案。

哈哈哈……

作为一个没啥影响力的小破自媒，我自问没本事干翻案这种大活，也不想招惹是非。但老韩实在是太倒霉了，让我忍不住再替他吆喝两声，终于写下了这篇万字长文。

如果有人还想骂就骂吧，大不了我费点劲删评论拉黑……

身世显赫的韩侂胄，本来就是南宋朝廷中的一个异类。

很多人以为在士族门阀没落以后，像袁绍那样的“四世三公”或“五姓七望”霸屏唐朝宰相榜的事情也随之成了故纸堆中的故事。毕竟在科举制下想当官是需要考试的，而不仅仅靠投胎。

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这个世上还是有天才的，而且还经常一窝一窝的往出冒天才。

所以才有了北宋韩亿父子九进士、四宰相，吕蒙正家也是一门三宰。等到了南宋，更是有洪适、洪遵、洪迈三兄弟同朝并为台辅的奇景，还有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祖孙三代相继为相的“佳话”。

在中一个进士就是祖坟冒青烟的时代，那种一窝窝出进士家族简直就是怪胎

不过要是跟韩侂胄他家相比，上述几个家族还差了点意思。

韩侂胄的曾祖，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宋名相、号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的魏郡王韩琦，伯公韩忠彦也在徽宗朝出任过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再加上韩侂胄这个平章军国事，同样是一门三相，而且还横跨南北两宋、近百五十年，影响力之大堪称是宋朝第一世家。

美中不足的是韩侂胄没中过进士，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压根就考过科举。同样是名臣之后、同样当过宰相，韩侂胄的死对头史弥远就得苦逼的考中进士才得以踏入官场，为啥姓韩的就能免试录取？这就体现出韩氏作为大宋朝第一世家的丰厚底蕴了——首先，韩侂胄是宋神宗赵顼之女、唐国长公主的亲孙子；其次，宋高宗赵构的皇后吴氏是韩侂胄的姨妈（他老婆还是吴皇后的侄女，亲上加亲）；最后，当朝宋宁宗赵扩的皇后韩氏还得管韩侂胄叫一声“叔祖”……

所以跟贾似道（宋理宗赵昀的小舅子）一样，韩侂胄也是皇亲国戚，天生就高人一等，天生就能做官。在这种情况下还考个毛线的科举？

所以等到他一成年就以恩荫入仕，历任閤门祗候、宣赞舍人、带御器械。淳熙末年，又官至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这都是些虚衔、闲职，也符合这货作为皇亲国戚的定位。按照正常的情况，像他这种人会被朝廷一直当猪养着，混吃等死一辈子。

身为权贵国戚就该架鹰遛鸟、不务正业，典型如八旗子弟

可是韩侂胄对此并不甘心。而驱使他不甘心的动力，固然更多的应该是功名利禄心，也许还不乏因非“正途出身”（即没中过进士）、受到了歧视和排斥而产生的屈辱感和报复心。但不可否认的是，韩侂胄是胸怀大志的，而他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北伐中原、收复故土。

而这样的韩侂胄，注定是宋朝官场中的一个异类和奇葩。

在两宋之前，军人从来都是备受崇敬和备享尊荣的一个群体，“非军功不得封侯”的传统一直为历代王朝所恪守。所以才有了汉之卫霍扬威域外的美名，有了初唐名将辈出的盛况。即便是文弱书生，也以班超、陈汤、刘琨那样投笔从戎、替国戍边的壮举为榜样。可是这样的尚武之风到了两宋却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统治者对于武人颠覆江山的恐惧使得崇文抑武的风气壮大到了变态的程度——在当时宋人的心目中，即便是立下驱逐鞑虏、恢复幽燕，一雪开国之初数度惨败于契丹之耻的泼天大功，居然也赶不上“东华门外唱名”的荣耀：

“洛阳人尹洙，意气横跞，好辩人也，尝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彊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儒林公议》北宋·田况）

因此在两宋，武人的地位跟强盗、小偷这样的罪犯没什么区别，所以才叫“贼配军”。在文人的眼里，武人就该低眉顺眼的当乖孙子，啥事都不能干，只要干了就是要图谋不轨。即便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打仗也不能例外。打了败仗自不必说，要是打了胜仗，就一定会跋扈、会生出野心、会颠覆江山。所以对武人必须要打压、猜忌，要“莫须有”。

岳飞也就是在南宋才会有那么高的声望，要放在北宋下场只会比狄青更糟

所以武人经常连指挥打仗的资格都被文官夺走。当然，文官行武事的目的永远不会像汉唐那样是为了开疆拓土、为了镇压外夷，而是为了给自己造势、养望，是为了让自己当上更大的（文）官。于是在两宋只要是“文帅”领军，别的先不用管，牛逼必须吹上天，这一点连韩侂胄的老祖宗韩琦都不例外：

“上以四路诸招讨委之仲淹与韩琦，谋必欲收复灵夏横山之地，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闻而惧之，遂称臣。”（《谈苑·卷三》北宋·孔平仲）

结果呢？战争是最容不得弄虚作假的事情。西夏人很快就用铁和血告诉宋人什么叫“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也留给了韩侂胄的这位老祖宗一生中最大的耻辱。

不知道韩侂胄不惜一切代价执意北伐的初衷里，是否有替祖宗雪耻、为家族正名的想法。但不管怎么说，他为此花了13年的时间攀爬到了权力的顶峰，随即便发动了南宋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进攻行动——开禧北伐。

开禧北伐准备不足？韩侂胄为此准备了几乎一辈子，甚至不惜与整个世界为敌。

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宋宁宗赵扩终于给韩侂胄加封为平章军国事，总揽南宋的军政大权。而韩侂胄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迫不及待的烧出了个“开禧北伐”。

后世在总结开禧北伐失败的原因时，首要的一条永远是“准备不足”。不过要是韩侂胄泉下有知，一定对此愤愤不平。

因为他为了那一天，足足准备了一辈子的时间。

韩侂胄身上的毛病不少，但将其列为奸佞就一定是污蔑了

韩侂胄本可以安享荣华富贵的度过一生，至于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随时让南宋有倾覆之危的女真人，又跟他有什么关系？那是帝王将相才该操心的事情。对于一名权贵、尤其是皇亲国戚来说，操心这些跟自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事情，是狗拿耗子、更是僭越，都应该像岳飞那样被“莫须有”了才对。

可是韩侂胄偏偏这么干了。而且他为了北伐做的每件事情，都堪称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几乎都是在与整个世界为敌。

1、绍熙内禅。

在南宋当皇帝从来就不是个好差事，内外交困不说，弄不好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因此从宋高宗赵构开始，连续三代皇帝都纷纷“内禅”——也就是皇帝老子不干了、退休了，当起了太上皇，把一堆烂摊子扔给儿子继续闹心去。

不过赵构、赵昚内禅算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但宋光宗赵惇当上太上皇的过程中则充满了胁迫甚至是政变的味道，而韩侂胄就是主要的推手。

赵构被女真人的搜山检海吓得逃到海上避难，还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个皇帝当得确实没啥意思

为啥？因为赵惇身体不好，而且严重到了经常无法处理国事的程度。而他的皇后李凤娘又是个权欲和野心极大的女人，从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开始，“帝疾由是益增剧，不视朝，政事多决于后矣”（《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列传第二》）。这种情况是不是让人感觉似曾相识？不就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当年的故事嘛！

不过大宋朝纵有千般不好，但从不像前唐那样惯后妃的病。想当初章献皇后刘娥想效武后故事当把女帝，结果被鲁宗道、薛奎等大臣喷了个体无完肤，最终功亏一篑。这回李凤娘也打算“雌起”一把，结果文官士大夫们连嘴炮都懒得跟她打，直接准备动刀子。

不过凡事讲究个出师有名，更何况宫廷政变这种把脑袋夹在裤腰带上的大活？于是以赵汝愚、郭杲为首的造反派就打算请太皇太后吴氏当一回“带头大嫂”。

不过赵、郭等人跟吴大嫂不熟，更不好随便出入宫禁，于是他们就想到了韩侂胄——这货不但是吴太后的大外甥，而且身为国戚进出宫廷也比较方便，所以就被老赵他们找上了门。

韩侂胄闻讯大喜。为啥？这货早就盼着跟赵汝愚这样的“主流人士”合作，从而获得认可、混上个正经的仕途。于是对于赵汝愚等人的要求他一口答应，然后就窜入宫中做吴太后的思想工作。

绍熙内禅险些酿成了一场流血的宫廷政变

作为赵构的皇后，此时的吴氏已经81岁高龄，根本无意插手政事。可是她终究还是在大外甥的软磨硬泡下心软了，答应了在“梓宫前垂帘”。于是在赵惇跟老爹闹情绪、不肯替赵昚主持丧礼的情况下，吴氏代行祭尊礼，并宣读了赵惇的“手诏”，宣布后者内禅、皇子赵扩即位为帝，是为宋宁宗。

赵扩刚上台，吴氏就立即宣布撤帘还政，好像多待一刻就得遭多大罪似的。由此可见，吴氏能站出来力挽狂澜，纯粹是给韩侂胄面子。

于是在新帝赵扩的眼中，韩侂胄就是有“翼戴之功”，是自己继位最大的功臣。不过这样一来，绍熙内禅的首倡者赵汝愚就不乐意了，当初答应给韩侂胄的节度使也不给了，还处处给他使绊子，于是赵韩矛盾爆发。

2、无冕之王。

韩侂胄虽然没当上节度使，但赵扩也没让自己的大功臣寒心，于是就给了他个枢密都承旨的职位，很快又晋升保宁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这下韩侂胄就成了朝中位高权重的新贵。

对韩侂胄跋扈权臣的指责其实毫无道理——他干的一切都有宋宁宗赵扩的全力支持

有多贵？老韩的对头赵汝愚是右丞相，而且还是独相，理论上权倾朝野。但事实上韩侂胄与其对抗丝毫不落下风不说，还屡屡让老赵吃瘪。

老赵是理学信徒，还推荐朱熹给赵扩当侍讲。于是朱夫子投桃报李，联络黄度、彭龟年等人一起打韩侂胄的小报告，跟赵扩说外戚只能厚赏而不能重用，否则必成隐患。谁知赵扩非但不听，还将朱熹等人统统贬官，这下使得韩侂胄成了朝中无人敢惹的存在。

来而不往非礼也——俺老韩是外戚，你姓赵的就是好鸟？时任参知政事、也是韩侂胄同党的京镗就一言指出了赵汝愚的死穴：

“侂胄欲逐汝愚而难其名，谋于京镗，镗曰：‘彼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可也。’”（《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

大宋朝君臣看外戚是不怎么顺眼，不过对宗室就更当贼防着了。尤其是北宋开国之初赵大、赵二兄弟俩还玩过一出“斧声烛影”，把情况搞得就更复杂了——赵二一系传到赵构，后者不知道为啥脑子一抽又把帝位传给了赵大一系的赵昚，赵惇、赵扩当然也是太祖子孙。而赵汝愚却是赵二的八世孙，又是大权独揽的权相，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有点敏感而且让人浮想联翩了？

因为斧声烛影，两宋君臣一直对宗室势力非常警惕

这事要是没人提，大家还可以装傻。可是等到韩侂胄指使右正言李沐弹劾了，赵汝愚的宰相也就坐到头了，只能乖乖的外放地方。

老赵一下台，韩侂胄在朝中再无敌手。《宋史》中说“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宫省，权震寓内”，但事实上他拜相不过两年出头就被刺身亡。而在此前，韩侂胄虽然没有宰相的名头，却比宰相的权势更大。那些正牌子的宰相如留正、谢深甫、陈自强、京镗，胆敢跟他对抗的无不以凄惨下台为结局，剩下的要么甘当傀儡，要么就沦为门下走狗。

所以在赵扩执政30年的前一半时间里，韩侂胄就是大宋朝的无冕之王。朱熹和他的一堆徒子徒孙们大骂他是权臣，倒是一点都没说错。

3、庆元党禁。

韩侂胄掌权期间，干得声势最大、也最引人争议的一件事就是一棒子将理学打翻，搞出个“庆元党禁”。

他看理学不顺眼，原因主要有两个。

说朱子就是被韩侂胄气死的也不为过，所以后者不被老朱的徒子徒孙吊打就有鬼了

首先就是因为朱熹。老朱这人吧，人品学问啥的不说，但是个官迷。因为时任宰相的赵汝愚不但是理学的狂粉丝，还曾举荐过他当侍讲，所以在朱熹的眼里老赵哪儿哪儿都招人稀罕，便一门心思的帮他找政敌韩侂胄的麻烦。比如成天在赵扩耳边唠叨老韩是外戚，必须防备，最好贬官啥的。可问题是他的恩主赵汝愚还是宗室呢，对皇权的威胁度和杀伤力比外戚大得多，可是偏心眼的朱熹就是视而不见。

韩侂胄气得要命，不但指使御史沈继祖把朱熹弹回了老家，使其很快抑郁而终，还对他的徒子徒孙下死手，差点掘了理学的根。

其次就是自宋孝宗一朝开始，理学派和非理学派官僚间就开始了分庭抗礼、朋党交攻。就政治理念而言，前者大多是道德型、清议型士大夫，思想保守，对外政策上普遍主和；而后者则多为事功型、才吏型的官员，主张变革，对外主战。

而韩侂胄显然属于后者，自然与理学派三观不合，有机会收拾他们从来不会手下留情：

“大理司直邵褒然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请诏大臣审察其所学。’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宋纪第一百五十四》）

韩侂胄一死，理学就开始反攻倒算，庆元党禁自然成了“冤案”

于是韩侂胄的大力推动下，理学被定为“伪学”，在科举考试中只要稍涉义理就会被无情黜落。到了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伪学又升级成了“逆党”，还仿元祐党禁的做法置《伪学逆党籍》，入籍者有59人，其中宰相就有4人、待制以上13人。而且这59个倒霉蛋罢官的罢官、远窜的远窜，运气更坏的干脆被逮捕充军，甚至还有的干脆被弄死了。

4、崇岳贬秦。

提到南宋，就避不开岳飞和秦桧这对冤家对头。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2年），万俟卨通过秦桧上报奏状，建议处死岳飞。赵构随即做出批复：

“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岳少保诬证断案》》）

随即岳飞、张宪等人之家被抄没，家属分送广南、福建边远路州拘管。此后的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和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因秦桧病死和完颜亮攻宋，张孝祥、杜莘老等人分别上书要求为岳飞昭雪冤案，无果。直到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宋孝宗赵昚即位后，才降旨为岳飞“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金陀续编·卷十三·追复旨挥》），岳飞的冤狱始得平反。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赵昚又令太常寺为岳飞拟定谥号，初拟忠愍，后改为武穆。

相较于将岳飞封王，韩侂胄把秦桧打倒批臭的举动更有现实意义

在决意北伐前夕的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韩侂胄为了激励民心士气又奏请赵扩追封岳飞为鄂王，在政治上给予其极高的地位。同时为了打击主和派，他又针对秦桧做起了文章。

秦桧死后，被好基友赵构加封为申王，谥忠献。赵昚在位时虽然替岳飞平了反，使得秦桧的官方评价由褒转贬，不过当时赵构尚在，赵昚打脸也不能打得太狠，所以并没有对秦桧的爵谥进行处理。到了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北伐正式开打，韩侂胄压上了全部的政治资本，自然不会再有顾忌，干脆请旨削去秦桧的王爵，并将其谥号由忠献改为缪（音miù）丑。同时还从官方的角度对秦桧进行盖棺定论，将其彻底钉在了耻辱柱上：

“开禧用兵，追贬秦桧。周南仲代草制云：‘兵于五材，谁能去之？首弛边疆之禁，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仇。’又曰：‘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宋稗类钞·卷一·诛谪第七》清·李宗孔）

开禧北伐之败暴露的问题，不是一个韩侂胄能够解决的。

韩侂胄用了10多年的时间爬上了南宋权力的巅峰，终于可以一展他北上伐金、收复故土的理想。为此，无论是策动绍熙内禅取信赵扩，还是打击政敌独揽朝权，无论是制造庆元党禁打击反对派和主和派，还是通过崇岳贬秦凝聚人心，他都可以认为自己为这场战事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可是在史书中，关于开禧北伐失败的原因永远都有一条——准备不足。

在主和派看来打仗就一定会亡国，还是和议或投降比较好，凡是反对的就不是好人

事实上这都是理学派为了主和的正当性而发出的搪塞之辞。像是跟韩侂胄这个位列《奸臣传》的丑角立场截然对立、在《宋史》中被载入《忠义传》的武学生华岳，就坚决反对对金开战，而且理由极其强大：

“将帅庸愚，军民怨怼，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便不固，山砦不修，堡垒不设，吾虽带甲百万，餫饷千里，而师出无功，不战自败。此人事之不利于先举也。”（《宋史·卷四百五十五·列传第二百一十四》）

反正在主和派的眼中，大宋朝是啥啥都不行、啥啥都不是。之所以能撑到现在还没亡国，纯粹是因为女真人都是菩萨转世、统统慈悲为怀。所以身为宋人唯一该干的就是赶紧跪舔、谢过不杀之恩，主动开战纯属活腻歪了去自寻死路。

这当然是鬼扯。但韩侂胄真的是准备不足吗？答案是否定的。

经过老韩十多年不遗余力的折腾，南宋国内上到皇帝赵扩、中到朝中文武、下到全国军民，大多对金国数十年如一日的侵略和勒索充满了愤恨和不满，这是他敢于北伐最主要的原因。

其次是金国的日子也不好过。此时正值金章宗完颜璟在位末期，这个早年曾开创过“明昌之治”的皇帝早已堕落，整日沉湎于酒色，使得国内动乱不断，国库也早就见了底。同时由于北方部族屡屡叛乱，陷入连年征战的女真大军疲敝腐化，已不复当年之勇。

开禧北伐确实有不足之处，但在当时看来已是最好的时机了

同时韩侂胄还提拔重用了如毕再遇、辛弃疾等人才。可以说他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一切，但有些事情却不是韩侂胄能左右的，就算是赵扩也没辙。

比如说既然要北伐，最重要的事情一定是遴选将领、锤炼精兵、打造器械什么的。可问题在于自南宋立国以后，虽然崇文抑武的国策照旧，但日益严重的国防危机使得皇帝和文官们不得不放松了对于武将的压制。同时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人不断的南侵，使得北宋时集重兵于京师、实行强干弱枝的军事部署在南宋根本不存在任何可行性，大量的军队猬集于京师之外。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武将日益的独立化，军队日益的藩镇化。

这种情况在南宋立国之初就已经暴露无疑，就连忠心耿耿如岳飞也是费了赵构十二道金牌才召回去的。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北宋的话，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而且根本无须炮制什么“莫须有”，只要一句“抗旨不尊”就能将岳飞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得翻身。

而且岳飞既去，曾经战无不胜的岳家军即宣告土崩瓦解，这正是军队藩镇化最显著的特征。

这种情况到了开禧年间就更加恶化了。当然比韩侂胄更倒霉的是贾似道——在宋末的丁家洲之战中，范文虎、夏贵等武将还没等开战就降的降、逃的逃，任老贾这个主帅孤独的在风中凌乱，回头还敢大言不惭的反咬一口说贾似道临阵脱逃（当然还得靠理学派替他们撑腰）。

两宋防范武人如防贼，但最终武人还是失控了

所以除非韩侂胄不在乎还没等开战，自家军队就乱成一团浆糊，否则军中的将领他一个都不敢换，士卒就算烂成了渣子他也不敢动，只能凑合着用。

再者，就算老韩胆大包天偏向虎山行，他又有什么人可换呢？

在北宋，军中好歹还有像种家、折家这样的将门可以源源不断的培养出合格的将领。可是到了南宋，名将的有无只能随缘。韩侂胄的运气就非常的糟糕，像岳飞、韩世忠、吴玠、虞允文、刘锜这样国初名将早已凋零，而像孟珙、王坚、余玠等后来的抗蒙中坚此时要么才断奶，要么就还在吃奶。他所能指望的也就一个毕再遇，而老毕确实也争气，打出了开禧北伐少有的几个漂亮仗。不过毕再遇再能打，也架不住吴曦、皇甫斌、邓友龙这帮内鬼和猪队友的瞎捣乱啊？所以让韩侂胄寄予了毕生希望的开禧北伐，终究成了一场悲剧、闹剧。

韩侂胄之死，彻底扒掉了南宋王朝最后的底裤。

其实，韩侂胄急于发动北伐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没有时间了。

宋仁宗赵祯之所以是北宋最出色的皇帝，原因就是他很懂得如何做皇帝：

“元臣脱脱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北窗炙輠录》记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池北偶谈·卷九·谈献五》）

而南宋诸帝中与赵祯最为相似的，就是宋宁宗赵扩。

南宋九帝中，赵扩跟赵祯最像

赵扩的天资同样并不出众，但他虚心好学而且生活节俭，又非常善于纳谏，总体而言算是一个忠厚之主。而更重要的是，他跟赵祯一样是在一帮大臣的竭力拥戴下才得以登上帝位的。

所以在臣子面前，这两位皇帝经常表现得很软弱，但实际上却都非常擅长掌握住自己的权力。只不过赵祯采取的手段是疯狂的换宰相——在位42年走马灯般的换了23任宰相。哪位宰相都敢指着赵祯的鼻子狂喷，但喷个两三年就得乖乖滚蛋下台，换个人继续喷……这样一来赵祯的皇位自然坐得稳如泰山。

赵扩的手段则截然相反，他喜欢长期重用背景或是名声不怎么好的“孤臣”，比如前期的韩侂胄以及后期的史弥远。这样的臣子能力不错但身上的毛病一堆，想用的时候可以很好用，不想用的时候也不要紧，一块脏抹布总是有办法甩得远远的。

而韩侂胄与史弥远又不同。赵扩也是有理想和志向的，而且跟韩侂胄大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无论韩侂胄打击赵汝愚、收拾理学派、崇岳贬秦什么的他一概予以全力的支持，即便是北伐也不反对，反正打赢了他少不了个“中兴之主”的名头，打输了自然有韩侂胄去买单。

不过赵祯和赵扩的软弱并不是靠娴熟的政治手腕就能完全克服的。所以庆历新政遭到保守派强烈抵制时赵祯就怂了，而当理学派向韩侂胄发动全面反击时，赵扩也顶不住压力在不停的让步，比如解除了伪学逆党籍，重新任用了一些在籍的官员。

皇帝被迫向大臣让步的事情，在历史上很常见

这就让韩侂胄感觉到了危机。不管是为了保住权势还是实现理想，他都必须奋力一搏，用北伐的胜利为赵扩竖立信心，同时也能打击政敌。

只可惜他败了。

开禧北伐的失败让朝中蠢蠢欲动的主和派欣喜若狂，于是史弥远和皇后杨桂枝合谋，打算彻底干掉韩侂胄。

史弥远是主和派的头头，想弄死老韩合情合理，但杨皇后又是怎么回事？

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那位管老韩叫叔祖的韩皇后去世。赵扩打算再立个皇后，就找来好基友韩侂胄商量。又因为后者是个信奉女子无才就是德的钢铁直男，就推荐了看起来比较呆萌的曹美人、反对比较聪明的杨桂枝。

不过这回赵扩没听韩侂胄的，杨桂枝还是当上了皇后。这位杨皇后虽然不是像刘娥、李凤娘那样的野心家，但心胸却不怎么开阔，从此就恨上了老韩。

于是她跟史弥远一拍即合，先是在赵扩的耳朵边吹枕头风，未果。然后在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弥远与杨皇后的哥哥杨次山勾结，指使中军统制、权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在韩侂胄上朝途中突然发动袭击，将其击杀。

而赵扩软弱的本性再度爆发，不但对既成事实予以了默认，还对韩侂胄以及其力主的北伐给出了个转了一百八十度大弯的结论——“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

暗杀，是懦弱者所能使出的最极端、最卑劣的手段

暗杀，是政治斗争中最极端、最卑劣、最懦弱也是最遭人厌弃的手段，干过这种事的人会遭到大多数人的排斥和厌恶，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也不新鲜。但唯独暗杀韩侂胄是个例外，不但搞得皆大欢喜，参与其中的各位主角还受到了普遍的好评。比如史弥远这个作恶多端堪比秦桧的巨奸，居然被《宋史》的《奸臣传》给嫌弃了，比如杨桂枝成了史书中有口皆碑的贤后，连她那位在刺韩行动中打了几趟酱油的兄长杨次山，都成了人人称颂的“贤臣”——弄死了韩侂胄这个理学派的头号死敌，怎么可能不名垂青史？

不久后宋金议和，史弥远等人又完全按照女真人的无理要求把韩侂胄、苏师旦的头割下送到金国。此后和议达成，南宋对金增岁币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而金军需要做的仅是撤军而已。

在中国的历史上，类似南宋朝廷拿朝中重臣的脑袋来“函首安边”的例子，我能想到只有晚清时的庚子国变。即便在那近代史中最屈辱的一页，慈禧那个败家老娘们还曾对洋人“惩办祸首”的要求屡次坚拒，最后被逼到墙角才不得不做出妥协。

对于一个王朝及其帝王而言，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重臣却从来没值过多少钱，但这是对内而言。面对外敌的刀枪，无论韩侂胄还是载澜、载漪们的脑袋却有千钧之重——不是因为他们有多重要，而是这涉及到了一个王朝甚至是民族最后的尊严和底线。

这个道理，连祸国殃民的慈禧或许都懂点，但赵扩和史弥远们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就把韩侂胄的脑袋给卖掉了。不仅如此，连最后一点剩余价值都被拿去利用掉的韩侂胄，还被大宋朝君臣众口一词的打上了奸佞的标签，挂在耻辱柱上风干了上千年。

宋金是激战百余年的死对头，却往往能给对方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尤其是女真人

相反，倒是接收了韩侂胄脑袋的女真人，对这位一生都在与之为敌、在为自己的国度奋斗的死对头充满了敬意，不但将其首级妥善安葬，还封其为忠缪侯：

“金主尝令引南使观忠缪侯墓，且释云：‘忠于为国，缪于为身。’询之，乃韩也。”（《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南宋·周密）

都说彼之英雄，我之仇雠，从上面这段记载来看好像说的就是韩侂胄，但又让人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

韩侂胄固然毛病一堆，但最终不但被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王朝送了人头，还被斥之为奸佞遗臭万年，反而在敌人那里得到了一个“忠于为国”的评价，真是让人不知该作何感想。

也许，历史往往就是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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