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的名号起源于商朝。根据《逸周书》这些比较“第一手”的史料记载，商朝中后期称中央官员为“内服”；地方上的诸侯则按照朝廷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劳役，因此被分做侯、甸、男、卫四个不同的“服”。每一“服”都有自己专门的职责。比如说，“侯服”的职责就是提供“近卫军”，为商王拱卫京师；“甸服”为朝廷贡献财物，负责养活商王和内服官员；“男服”则要给国家服劳役，以劳动来满足商王和内服官员的各种需求；而“卫服”则要以边防军的身份守护着边疆，尤其要时刻防御者来自于北境鬼方部族的威胁。

在经历了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之后，商朝的旧制度基本被彻底瓦解。之前商朝的甸服成为了周朝的王畿，守卫京城的侯服被分配给周朝的重臣，成为了诸侯；男服则以许国的身份延续了下来，成为了唯一的男爵之国。

由于卫服是边防军队，想改制为诸侯存在着很多技术上的难题，所以周公便将卫服保持编制不变，只是给这些世代执戈驻防的武士们空降了一位勇武而谨慎的少年作为他们的首领。

这位少年出身高贵，是周武王和周公的同产弟兄，在家中排行第九。此时已经是康国的国君，人称康叔。当他被任命为卫服的最高统帅——“卫伯”之后，灵活的上古汉语又将这些头衔串成一个好听的称号“卫康叔”，意思就是“统领卫服的康国国君，宗周的王子”。

事实上，卫国真正的奠基者也应该包括商纣王。

周公是东方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这种伟大来自于他对人性的洞悉和宽容。面对着不可预知的未来，这位实际上的“天下之主”明白：最可怕的威胁不是商朝那种以人为牲的血腥的祭祀；也不是身披犀甲，驾驭着战象的武士，而是来自于人类灵魂深处的贪婪和放纵。

最早的周人都是农家子弟，他们贫困而淳朴，没有奢侈和时尚的概念。在漫长的农业生活中，对大自然，也就是对“天”的崇拜和感恩已经渗入到了周人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节俭、分享、克制，这些道德观念在商朝那种气势恢宏的大都会中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那太落后、太寒酸——大邑商的一切都是最先进的。好在周人却固执的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难道一个奢侈、贪婪的文明还配称得上文明吗？但是“人心唯危”，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抵挡得住贪婪和诱惑——这一点上周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他的两个兄就被商人那种充满了狂妄的占有欲所迷惑，最终走向了叛逆。这种悲剧，周公绝不会想看到第二次。

对此，周公对自己的弟弟，也就是卫康叔做了不厌其烦的忠告指示，比如保存在《尚书》中的《康诰》、《酒诰》和《梓材》，就是周公以兄长的身份来告诫康叔：务必要宽容、公正。保护你的人民、尊重向商朝故地长者，向他们学习请教商朝的兴亡之道——尤其是不要沉溺于那种浮华的虚荣——千万少喝酒！

卫康叔没有辜负兄长对自己的希望，他带领着“成周八师”和“殷八师”驻扎在东方，完成了一切应该完成的使命。他的后代连续六代都担任着“卫伯”，也就是卫服的统帅。

一个半世纪以后，周夷王鉴于东方的动荡，将第八任卫伯被任命为侯，所统领的卫服也成为了卫国。谁也不知道，这个举动意味一个漫长而动荡的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

卫国注定将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也许是来自于殷商那种古老而堕落的文化到底还是侵蚀甚至是诅咒了这个由少年勇士建立的邦国。从他成立后不久，商朝的传统和周朝的礼教就开始让这一国上下不知何去何从。厉宣之际，也就是卫武公的时代，卫国经历了短暂的辉煌，甚至一度成代替天子成为天下共主之后，卫国的辉煌时代便迅速的陨落。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手足相残、不伦之恋、僭主政治、进击的巨人……所有的不幸都被这个早熟而多难的邦国遭遇上了。

春秋初期的诸侯分布图。注意这个图仍旧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想象当时的诸侯国。但事实上，那是的诸侯都是城邦。

首先，周桓王元年，卫国爆发一场惨烈的内乱。卫桓公的庶弟州吁聚集卫国流民弑兄夺国，自立为君。这次政变这是春秋二百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不详开端。对于僭主的血腥篡位，大夫石碏等率国人设计诛杀州吁，迎立桓公之弟公子晋，是为卫宣公。卫国的百姓猜不到，他们将来肯定会为此后悔不迭。

有时候，合法的当选可以证明一个领袖的政治品质，但却无法证明这个人的个人品质。卫宣公是一个专横而无耻的人，他在青年时期就与庶母夷姜乱伦，并生有子女。而在他中年竟然有迎娶了本应是自己儿媳的齐女宣姜，这种公开对礼教的蔑视和亵渎不仅成为了宫廷之中的丑闻，而且还引发卫国数十年的内乱，以及无可挽回的衰落。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以庶母、寡嫂、儿媳为妻妾的烝报之俗是商朝上层社会的习俗。比如武丁大帝的贤内助“妇好”，本是商朝宗女，殁后又与数代商朝先王举行冥婚。卫国的社会主体为商朝遗民，故而统治者往往以“入乡随俗”的借口来摆脱周礼的约束。平王东迁后，除成周、鲁国坚持周礼，未见有“烝”、“报”的记载，其他诸侯如秦、齐、楚、晋、郑、卫各国皆承认烝报为合法婚配，而这些邦国大多为商朝遗民（如秦国）或受夷狄之俗影响的诸夏侯伯（齐用夷俗、晋用狄礼），有些甚至就是蛮夷之邦，如楚国。

周桓王十九年，宣姜与她和卫宣公所生之子——公子朔共进谗言，说太子伋(就是由卫宣公和庶母夷姜所生的那个孩子)因夺妻之恨而怨君父，宣公于是设伏杀了嫡长子太子伋，另立公子朔为太子。宣公薨后，太子朔继立为卫惠公，但他肮脏的发迹之路使得君侯之位毫无合法性可言。卫国百姓已经拒绝了一个弑兄夺位的州吁，也就不会容忍一个同样杀兄夺位的主公再次居高临下的统治着自己。于是卫国百姓在四年后发动起义，驱逐暴君，另立太子伋的同母弟黔牟为国君。八年后，已被废黜的卫惠公在舅父齐襄公的武装支持下夺回君侯之位，又当了十九年卫侯。但由于他早以及丧失了合法性，所以在卫国百姓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篡位者、僭主。所以日后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

“及朔之生，卫顷不宁”。

便直接指出卫惠公是祸乱之始。也就是说，与其说是日后卫懿公的荒诞行为导致亡国，倒不如说这连绵数十年的内乱早已经埋下可国破家亡的祸根。

由此也不难理解，当周惠王八年（669BC）卫惠公薨后，其子卫懿公继立之时，情况是何等微妙：百姓们厌恶僭主的统治，自然也不会信任僭主的儿子。从日后卫懿公战死之后，卫国遗民选举卫宣公原嫡系子孙卫戴公这一举动可得知，卫惠公一系从来不具备什么合法性。

所以卫懿公好鹤亡国的传说，也许和“烽火戏诸侯”的传说一样，掩盖了类似“太室之盟”的真相。现代的研究者认为，上古时期东夷-殷商文明系统迥异与西戎-姬-姜系统，其中一个很符号化的标志就是前者对鸟类的崇拜。卫国的百姓基础是大邑商的遗民，所以卫懿公将鹤任命于为大夫的疯狂举动也许只是一个深陷危机之中的平庸政客在用绝望的手段标榜自己的正统性。

在现代人的想象中卫懿公仍旧是一位玩物丧志的昏君。脑满肠肥，智商低下。

古人对这位亡国身死的诸侯并没有太多的丑化。

但是，历史总在重演，而成功却无法复制。在周平王东迁之后，“南夷与此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边境危机愈演愈烈，尤其是聚居于太行山一代的长狄、白狄、赤狄。这些狄人部族在很久以前就曾经响应周携王的征召，以“勤王”的名义进入中原。此后进一个世纪的岁月中这些狄人部族几乎每年都会侵扰诸夏的诸侯。卫国在对狄人部族的战斗中更是首当其冲。

周惠王十七年，长狄入侵。据说卫国百姓拒绝出征抗敌，于是卫懿公只好率近臣出城迎战。史书上记载卫懿公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显示出了惊人的勇气：

“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

也就是说，这位不被国人所认可的君侯面对着危险，拒绝隐瞒自己的身份，最终像一位真正的诸侯那样英勇战死疆场。但是就像后来历史上不断重演的那样，一个政治人物在国破家亡之际的以身殉国并不足以抵销他生前所犯下的种种罪错。在任何时代，临战之际，士兵抛弃长官，都会被视为是严重的犯罪。而主将被抛弃并战死沙场之后，逃兵还敢居然还能理直气壮地控诉牺牲者，这更是骇人听闻。这充分证明卫国早已经礼崩乐坏。

反复强调卫国的基础是大邑商的遗民是因为当时各邦国、部族的政治文化遗传性很强。将近四个世纪以前，商朝的宗室近亲就曾经以驱虎吞狼之计，假周武王之手除掉了商纣王和武庚父子。如今他们可能打算用同样的手段除掉卫惠公-卫懿公一系。更何况卫国拥有诸多大城都邑，境内河渠纵横，地势非常不利于任何外来者迅速前进，一旦长狄替他们除掉这个已经有些疯疯癫癫的僭主之子，自然就会有机会再把这些长狄从撵回去······

但没有料到的是，囚徒博弈的原理发挥了作用，随着卫懿公的战死一切突然失控，卫国百姓们没有依靠坚城和水网的天险进行任何抵抗，而是席卷细软逃向南部的平原，也就是说大家同时抛弃天险，在地形最不利的地方落入追兵之手，遭到了长狄灭绝性的屠杀。

卫国沦陷后，戴公、文公父子相继即位，而此时追随他们的遗民也只剩了区区的七百人。后虽经各诸侯的鼎力援助卫国得以复国，并一直存续到了秦始皇帝的时代。但是那个曾经“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的诸夏大国，则早已在卫懿公“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以及“与夫人绣衣”之后义无反顾的走向战场的那一时刻就不复存在了。

“长狄侵卫”——古典主义版本的《进击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