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文艺及影视作品的影响，秦军在战国晚期的力量被表现得无比强大。

在观感上，这一表现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很容易让观众感到热血沸腾。

不过，也免不了让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

这样一支近乎完美的军队为何在短短15年就被农民军摧毁了呢？

下图为影视作品中在战国末期的“秦军”形象：

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可阻挡的军威浩荡——虽然这里存在一个bug，秦军是在秦王朝时期才崇尚黑色的，“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不过这只是艺术加工上的细节问题。

对于上述疑问，有些文艺或影视作品安排了这一剧情，即：

始皇帝生前曾对驻扎边疆的军团下有密令，称中原有难时不得回援，理由是“秦可灭，华夏不可灭”。

这一创作灵感源自于赵佗《报文帝书》：

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

在创作的剧情中，“先人”并非指赵佗的先祖，而是指“始皇帝”，进而创作出“秦始皇密令”的剧情，从而完美决绝了上述问题。

不过，以上只从文艺作品上解释上述问题。如果从历史角度上讲，又是什么原因呢？

从历史角度来看：

秦军在战国晚期的力量远不如文艺创作中的那么强大。

注意，这里说的是“秦军的力量被夸大”，既不等于“秦军的力量很弱”，也不等于“秦军的力量不如列国”——二极管思维不可取。

还需要说明，有人认为秦军能够消灭六国就等于“秦军一定是一支无比强大的力量”，这也是二极管思维的表现，同样不可取。

从目前已知的内容来看：

秦军在战国晚期的力量对韩、魏、燕、齐、越（封君）、代（赵残余）六国存在压倒性优势，对赵、楚两国存在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但并不是压倒性的。

所谓“秦王扫六合”，秦军也仅对韩、魏、燕、齐、越、代存在有“横扫”之势，对赵、楚并无“横扫”之势。至于对韩、魏、燕、齐的“横扫”，是因为上述列国已在之前的彼此兼并中被击垮。

除了秦军的高估之外，我们也不应把战国晚期的六国军队——尤其是赵、楚——想象得有多强大，同样不能把秦末的义军想象得过于弱小。

在明确了以上信息后，大抵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即使秦军的力量在战国晚期到秦末并未出现明显的浮动，其在秦末战争中的表现也实属正常发挥的范畴——这里并不是说秦军一定会战败，而是说明秦军战败并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再度重申二极管思维不可取。

在下文中，我们将就3个方面做详细解释：

一是秦军在战国晚期的实际表现；

二是列国军队在战国晚期的实际表现；

三是秦末义军在当时的具体情况。

最后，结合秦军在秦末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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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庞大而躁动：战国晚期的秦军

公元前236年，赵人在秦廷的支持下又一次凶狠地打击了燕国。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秦廷并没有选择与赵国继续合作，秦人趁赵军尚未收兵之际突然对赵国的南境和西境发动攻击，秦赵之间长达9年的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十一年，王翦、桓齮、杨端和攻邺，取九城。王翦攻阏与、橑杨，皆并为一军。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取邺、安阳。桓齮将。

下图为是年秦攻赵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白圈即赵国南部重镇邺邑，应为秦军的主要攻击目标；

白箭头为秦军主力攻击的大致形势，至于王翦部攻击西北方向的阙与究竟采取哪种路线并不好说；

下黄圈为赵都邯郸，可见邺邑及安阳一带对赵国领土安全的重要性；

上黄圈为燕都蓟都，图中可见赵军对燕的兼并已经进入了今环首都贫困带，燕国也陷入了危在旦夕的窘境。

需要特别说明一点：

赵国对邺邑、安阳一带的占据并不久，该地长期属魏邑，到战国晚期才被赵国占领，秦军的目的应在趁着赵人立足未稳之际及早破坏赵人好不容易建立的完整防御体系。

在之后的数年内，秦军连年攻赵：

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
十月，桓齮攻赵。
十四年，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城。
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取狼孟。

在这段时间内，李牧、司马尚等人始终对秦军进行顽强的抵抗，不过消耗也是比较大的，“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此说虽有夸张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赵国陷入了捉襟见肘的窘境。

另需要说明，

在公元前232年（十四年）的交战中，秦军虽有“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的战绩，但之后在宜安又被赵军击破。是役，秦军主将桓齮逃跑奔燕（注）。

（注：杨宽先生指出樊於期即桓齮。）

之后，秦廷转向了对韩国的兼并。

在消灭了韩国以后，秦军对赵国发起了总攻。

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端和围邯郸城。

除此之外，秦将李信也在太原、云中一带作牵制。

是役，赵廷以李牧、司马尚为将进行抵抗。秦廷则发动间谍网，以赵相郭开等变节者陷害李牧、司马尚，至使赵廷临阵换将，进而全线战败。

公元前228年，秦军围困邯郸。

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

赵廷投降，赵王迁本人被迁于房陵，公子嘉于代郡另立门户，秦赵战争结束。

从公元前236年至公元前228年的形势来看，秦、赵两国主要围绕邺邑、邯郸一带进行纠缠，韩、魏、燕、齐、楚并未对赵国有过太明显的实质性支援，可以说是秦、赵之间的“单对单”。

就秦军的表现来看：

秦军的力量应强于赵军，但这种力量并不是压倒性的。从公元前236年以来的形势来看，赵军始终保持着与秦军相抗衡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很有可能再拖几年就被消耗殆尽，而且抵抗的力量也越来越弱，但截至到公元前228年依旧是存在的。

就赵军的力量，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有多强大，但起码可以说“秦军横扫赵军”是不成立的。

秦楚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则要从公元前226年开始。

是年，秦将王贲伐楚，“大破楚军，亡十余城”。

公元前225年，王贲转向攻梁，消灭了魏廷，并接收了魏国东至平陆、历下的还算广阔但十分零碎的领土。

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下图为公元前224年以前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王贲部的大致攻势；

黄圈为王贲攻取楚国“十余城”最有可能的位置，具体可从之后李信的攻势中推测出一二；

黄圈为楚都寿春。

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在魏国被消灭以后，楚廷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屏障，而齐人在历下的压制下不太可能有什么大动作，更何况齐廷上层也已被秦国的间谍网所渗透，此时秦、楚之间也陷入了“单对单”的状态。

公元前224年，秦廷以李信、蒙武（一说蒙恬）为将伐楚，对楚国发起了总攻。

是役，蒙武攻寝、城父，李信攻平舆，之后李信部又在“鄢郢”及城父方向移动，这一动向应与原秦相昌平君在“鄢郢”一带发起叛乱有关。其后，李信被楚将项燕击败，蒙武则就地固守。

约在公元前224年下半年，秦廷几乎动员了可调动的全部力量交予王翦再度伐楚。

是役，秦军在郢陈、平舆一带俘虏了楚王负刍。

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

之后，秦王政本人也到了郢陈一带督战。

秦王游至郢陈。

而楚军方面，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并在淮阳（一说淮南）一带作进一步抵抗。

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淮阳）。

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对趁楚军从淮阳向蕲南转移时攻击楚军，楚王昌平君死，楚将项燕自杀。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其后，王翦继续对楚地进行攻略。

公元前222年，楚封君越君向秦军投降，秦军收取了楚国的长江下游地区。

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

公元前222年-前220年，秦军大抵在其间的某个时间节点收取了楚国最南端的苍梧地区。之后苍梧发生叛乱，前去镇压的秦军也出于某种原因而附逆，秦廷又派出后续部队才镇压下去。最后，秦廷倒也未对叛乱者作太严厉的惩罚。

从目前已知的内容来看，秦、楚两国之间的战争主要从226年开始，与楚军主力的对抗持续到223年，与楚国地方的战争最早结束于公元前222年，最迟结束于公元前220年。

顺便讲两个段子，“楚国是分封制，楚廷对地方没有控制力”，“楚国是贵族政治，楚王没权力”，具体出自某小说剧情。

就秦、楚之间的战争，也属于两国的“单对单”。相比于赵国而言，楚国因昌平君的叛乱而占了一些便宜——不过叛乱终归是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当时叛乱者的波及范围可能是从鄢陵、郢陈到淮阳，也可能是从郢都、陈邑到淮阳，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都足以证明秦国内部存在着大范围的附逆，依旧能够说明秦国内部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

整体而言，秦军对楚国的战争几乎发动了自身能调动的所有力量，而且这种调动力是建立在主要有威胁的力量均以消灭的基础之上的。此时，秦军的力量是明显强于楚军的，但由于秦国内部存在不稳定因素，导致秦军无法对楚军形成“横扫”的形势。

从灭赵及灭楚战争来看，秦国内部都存在一种极度不安的躁动。

在秦赵战争之前，就出现晋阳归赵、长安君投赵的情况，在战争中也出现了秦将在战败后逃至他国的情况——从蒙骜、李信等人的事迹来看，秦廷在当时实际并无严厉惩罚败军之将的习惯——所以这一情况似乎并不大对劲。

到了秦楚战争之中，直接出现了位高权重的重臣兼封君变节，并牵连相当一批地方机构附逆。在秦军收服苍梧之后，又出现了苍梧当地的叛乱和前去镇压的秦军的倒戈。

以上躁动因素在秦末战争中也有所体现，比如秦帝国在东方的大量地方政府附逆，比如武关一带的守将对义军表现出降意，比如赵佗就地割据——顺便讲个笑话，“赵佗接到秦始皇密令称‘秦可灭，华夏不可灭’”。我们断不可把躁动因素视为仅在战国晚期出现的情况或仅在秦末出现的情况。

截止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秦军在灭赵、灭楚时固然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吃力，但这种表现就一定要认定为是秦军不够强吗？在濒临灭国之际，赵、楚把最后的家底搬出来拼一把也是合理的，难道就不能是因为赵军、楚军也比较强的原因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一下战国晚期赵廷和楚廷的内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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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斗、变节、窃夺：战国晚期的赵国和楚国

有关秦、赵两国的对抗主要开始于赵惠文王一朝。

当时，魏国逐渐从河东郡退出，韩国成为了秦国与赵、魏之间的主要屏障。为了创造兼并韩国的有利环境，秦廷对赵、魏连拉带打，而赵、魏两国也经常利用秦国相互打击或联合起来对抗秦、韩。在这一阶段的对抗中，秦国相对占优，不过赵国的抵抗也比较有力。

在赵惠文王末期，秦廷忽然出现了一次剧烈动荡，秦相魏冉及一干政治同盟被赶下台，魏籍士人范雎上台成为新的秦相，秦廷开始执行“远交近攻”。

所谓“远交近攻”，在范雎向秦王阐述的时候是一套，但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变成了另一套——“远交”魏国，然后“近攻”韩国。

至赵孝成王前期，韩廷把韩上党甩给赵国，秦国就把策略改为了“远交”魏国，“近攻”赵国。

下图为范雎执政时期“远交近攻”的实际执行情况：

如图所示：

红圈为秦、魏联盟，不过魏国从未协助过秦军的军事行动，在邯郸之战期间还突然以“攻赵”为名攻取了秦军后方的伊是；

红箭头为秦军的主要攻势，即攻击韩国所据的晋南阳及上党，并转向攻击邯郸一带，此外太原、皮牢也有战事，图中未标出；

黄圈为秦军的重点打击目标，即魏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韩、赵两国；

白圈为楚国，秦廷的态度以勒索及忽视。

最终，秦、赵两国围绕长平、皮牢、武安、邯郸展开了一场3年以上的系列战役。在战争的末期，秦军在邯郸方面暴师长达一年半，魏、楚则趁势构建联盟对邯郸方面发起了突袭，而后一度攻秦至河东郡，导致治所安邑都陷入了不安。

在这一场漫长的战争过后，魏、楚瓜分了包含秦陶邑在内的泗上地区，韩国收复了韩上党，燕国趁机取得了赵国的昌壮，而赵国保住了一条命。

此后，秦廷又发兵打击了韩、赵两国，由此促成了魏国在三晋恶性竞争当中的一家独大，进而呈现出一种回光返照式的霸权，即“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的表象。

至赵孝成王后期，赵廷的策略主要有四：

一是大力支持北方一带的地方重臣，如李伯、李牧等；

二是利用燕赵鄗之战反击燕国，以威胁蓟都的方式勒索燕国的财物和土地，燕下都正是在这一时间节点被赵国夺取；

三是进一步扶持中央军事重臣，廉颇、乐乘正是在鄗之战以后被任命为赵相、副相，并被封君；

四是利用秦、韩、魏、楚在四者之间的火并上位，尤其在魏、楚联盟瓦解之后，赵廷与秦国修复关系以此压制魏国。

顺带澄清一点：

有关“廉颇在长平之战以后一直过得很凄凉”是网上的段子，具体出处不详。

至赵孝成王晚期，赵国基本扫除了长平之战后的颓势，形成了“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世之时赵几霸”的表象。

顺便讲个笑话：

“赵国在长平之战以后一直一蹶不振”。

截止到赵孝成王逝世的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看到赵廷的主要方略：

魏国为主要假想敌，秦国为盟国，楚国为潜在盟国，齐、燕为扩张对象，韩国在此时已经失势所以属于不提之列。

在赵悼襄王即位时，赵军内部中发生了一次恶劣事件。当时赵相廉颇正带兵攻魏，赵廷则以副相乐乘替代廉颇的将位，引起了后者的严重不满。其后，廉颇率兵击退了乐乘，而后叛逃至魏国。以上事件虽然不能说引起了多大的负面效果，但赵相与副相、将领与替代者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火并依旧足以说明赵廷内部似乎除了一些问题。

不过，在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赵廷内部还算稳定了下来。

在赵悼襄王一朝，赵国的战绩绝对能称得上显赫：

在西方，赵军利用合纵攻击到了咸阳东部的蕞城，虽然未能攻克但从攻击半径来看必然给秦国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在东方，赵国吞并了齐国北部的饶一带，领土已经逼近了大海；

在北方，赵军攻击到了武遂（今河北徐水），燕国在督亢以南的统治已经无以为继；

在南方，赵廷利用秦、魏之间的战争收取了邺邑、安阳一带的人口稠密区，邯郸以南的防御被填补完整。

下图为至赵悼襄王晚期赵国对外战争的大致战果：

如图所示：

黄圈从左到右分别为蕞、邺邑、武遂、饶；

白圈即秦都咸阳一带；

蓝圈为历下，当时应为魏邑，可见齐国在黄河下游流域的领土几乎无以为继。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赵悼襄王一朝时，赵国的势头虽然凶猛，但整体都是建立在秦对赵支持的基础之上——至于攻蕞一事，则是建立在楚相黄歇协助攻函谷的基础之上的。

也许，有些朋友会觉得以上内容有点跑题，不过在这里必须特别强调一点：

明确赵国在战国晚期的亲秦政策及该政策的滥觞，是讨论赵国在战国晚期表现的重要基础。

公元前236年，赵悼襄王在接到秦军突然袭击后怅然逝世，嫡子公子嘉因之前被废未能即位，王位落到了倡后所生的公子迁身上，即赵王迁。

有关赵王迁的年龄失载。不过，从赵孝成王即位时有太后佐政一事来看，赵孝成王在即位初期应该比较年轻，暂以20岁计算的话，逝世时也只有41岁，由此可见赵悼襄王即位的年龄也必然会很年轻。赵悼襄王在位10年，可见第一继承人公子嘉在赵悼襄王逝世时的年龄大概率为少年，赵王迁甚至有可能是儿童。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赵国的政治惯性，倡太后自然会拥有掌控赵廷的机会。而倡后本人又无家族支撑，那么她必须和其他重臣勾结才能控制住局势，也免不了要依赖盟国的外援进一步巩固自身，还要打击公子嘉的潜在政治同盟。

从目前已知的内容来看，倡后的政治同盟主要有春平君、郭开，政敌为李牧。由于李牧在代郡及北方地区颇具政治威望，且又拥有赵军的指挥权，倡后一党自然会依赖秦廷以对抗李牧等人。这正是郭开变节的诱因和李牧被诛的根本。

那么，公元前237年秦廷公开以尉缭、顿弱（或与尉缭为一人）等魏籍士人开展的间谍网活动，也就为赵廷上层从亲秦到变节搭建起过渡的桥梁。

现在回看从元钱236年以来秦、赵交战的情况，可知李牧虽数次破秦，但背后不可避免地会有倡后、春平君、郭开等人的掣肘，也不排除有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毕竟，李牧越表现出有对抗秦军的能力，倡后一党之于秦廷越有价值——但这种支持只可能是个别情况，掣肘才应是常态。

由此可见，赵军在战国晚期的力量会被赵廷的内部因素而大打折扣，说“赵军在战国晚期有多强大”当然是不成立的。

既然说到了这里，或许有些朋友会问：

楚军在战国晚期的力量是否也因为秦国的间谍网而大打折扣呢？

从目前已知的文献来看，秦国间谍网的主要成就在赵廷和齐廷，赵相郭开、齐相后胜均明确变节。韩、魏虽无明确的变节记录，不过整个韩廷、魏廷都参与进了秦廷的内部斗争，本身与秦廷就是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燕国的记录比较模糊，算不算很难说。楚国则不存在变节的情况。

这是否等于楚廷并未被间谍网渗透呢？

不尽然。

因为还有另一种可能：

相比于楚考烈王死后楚廷内部的权力斗争，重臣变节的情况可能已经被忽略不计了——注意，这里说的是一种可能性。

在黔中-鄢郢-巴东的拉锯战之后，楚廷东迁郢陈，收服了泗上地区，又大力开发了长江下游地区，并通过在巴东建立壁垒群以切断秦巴郡与东郡之间的联系，由此形成了楚国在楚顷襄王末期的恢复。

楚国亦强大，天下无敌矣。

以上言论出自虞卿的夸张之语，在当时看来略有滑稽，但在之后的情况看来并非全无根据。

至楚考烈王一朝，楚国复强，又利用秦国与三晋的火并而夺取了鲁国、齐南阳、莒都的广阔地区。“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的说法得以继续流传在战国晚期策士的言论之中。

下图为楚考烈王逝世之际楚国的大致疆域：

如图所示：

红圈为鲁、泗、莒、齐南阳地区，为当时的人口稠密地区；

蓝圈为应为魏邑的历下；

红箭头为当时从莒到临淄、即墨一带的交通线，楚军以莒为基地可通过齐国平坦的大道迅速通达齐国全境；

黄圈为巴东可能涉及的范围，但从地理上看明显可以切断从巴郡到南郡的通道。

从当时的形势中可以看到：

齐廷在战国晚期奉行的“事秦谨，与诸侯信”绝非单边的亲秦，要么是引入秦廷的力量以压制国内的楚国势力，要么干脆就是在楚廷的授意下表示出“亲秦”的姿态以牵制先后坐大的魏、赵。

然而，楚国的复强之势在楚考烈王逝世后骤然终结。在春申君和李园的火并后，是楚廷长达10年的不作为，而后楚人还为这段时期的君主谥以“楚幽王”——考虑到战国时期列国以尽可能少用恶谥，或即使有恶谥也要与美谥或中谥配合（如赵武灵王），当时楚廷内部应当存在有严重的问题才让众臣给先君谥以如此下作的字眼。

其后，楚廷干脆出现了楚公子弑君夺权的恶性事件。这种情况虽在西周末期及春秋时期较为常见，但在战国时期十分罕见。“楚考烈王无子之说”这一极其荒诞的谣言或就在这段时间产生。

秦军对三晋进行大肆兼并，而后对楚发动总攻，正是发生在楚廷的动乱时期。

可想而知，楚军的力量相比于楚考烈王一朝乃至楚幽王一朝应大打折扣，程度未必比赵国好多少。

在讨论完战国晚期的赵军、楚军而言，我们再来看一下秦末的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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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士人的玩具：贫民绝望下的奋起和旧公室仅存的威仪

公元前209年7月，一直途径大泽乡一带的秦军内部忽然发生了火并。

两个屯长杀死了军队的尉官，以“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夺取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而后命令全军攻击大泽乡及北部秦邑以恢复楚之社稷。

在叛军攻略北上的过程中，又有相当一批不满秦王朝统治的民众加入了队伍。等到这支军队抵达郢陈一带时，这支军队的规模已经达到了：

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

从战车及骑兵数量来看，投奔陈胜的民众不只有普通农民，也有相当一批士人或者说富农及大中小地主。

在攻取了郢陈之后，当地的大地主们拥立化名陈胜的“扶苏”为楚王：

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下图为目前常见的“陈胜吴广起义”的插画：

从已知的信息看来，图中的内容与历史存在有一些出入：

一是陈胜在大泽乡鼓动起义的人员本为在编秦军，与图中使用农具、木棍的“农民”形象并不吻合；

二是陈胜自称“扶苏”，吴广自称是“项燕”，可见两人的年龄应当相差比较大——不过这是个细节问题。

那么，图中陈胜及麾下义军的“农民”形象是否有出处呢？

或许源自于贾谊《过秦论》中的这一段落：

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由于贾谊生活的年代距离陈胜并不太远，其实的内容是相对可信的。那么，“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内容和《陈胜世家》中的“秦军叛乱，地主附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

其实，两者并不矛盾。

在战国时期及秦代，朝廷会在基层设置一些类似于“亭”一类的专制机构，该机构长官由朝廷任命，以此对基层进行治理。不过，与郡、县一级长官不同的是，上述基层机构由当地士人担任而非朝廷委派——网上有段子称“秦廷能彻底控制基层”，应该就是对上述情况的误解。在有战争任务时，朝廷会直接向每一个以“户”为单位的农民家庭征召兵源，不过实际执行下去还是由这些当地基层专制机构长官的士人落实。所以，士人和普通的贫苦农民实际很难真正意义上的分开。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士人有附逆之心，还是农民有奋起之意，都会出现装备着武器的士人和装备着农具的贫民加入。

在“扶苏”树起叛旗之后，帝国在东方的统治陷入了动荡，出现有士人杀死当地长官以进行叛乱的情况，也出现有当地长官干脆与豪侠勾结参与叛乱的情况。这一乱象的结果就是朝廷在地方的官府落入变乱的士人和农民手中，而士人也当然会用府库中的制式装备进一步武装自身及一部分农民，由此形成了义军在武器装备上的提升。

或许，有些朋友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以上说的也只是义军在武器装备上的提升，可战争终归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为，单有武器装备的话按说还是无法对抗全面专业化的秦军才对吧？

为此，我们还要了解一下秦军的情况。

战汉时期，朝廷虽会被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但军队的主体仍以临时征召的农民为主，同时也会征召一些游走的士人，或许是被用来充当基层指挥链或某种精锐部队。在这种兵制之下，秦军的组织力虽然会比义军强不少，但未必就有质的区别。

除了组织力上，秦军作为正规军的赏罚措施应该更为规范一些，典型的就是首爵制，即士兵通过斩首以换取获得土地及成为官吏的机会等——很多网络段子会夸大首爵制的作用，更有甚者会杜撰出“首爵制维护底层民众的利益而非地主阶级的利益”的段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占据指挥链优势地位、掌控验首环节操作空间、拥有更为精良的武器装备及习武条件的士人明显更有利于首爵制的晋升。注意，由士人获取军功的优势地位，又掌握验首环节的操作空间，这很有可能引起底层民众的反感。

顺便再聊一个段子：

就是“秦法之严”，秦国是“法制/治国家”而非“人治/专制国家”，是一个把所有人都视为黔首的“平等社会”，秦国的“法律”是没有操作空间的，根本不存在贪腐情况。

以上段子大概出自于“河X派”史观的变异，就是把“日本夏令营”、“德国下水道”换了一层“秦国”的皮。

那么，义军那边又如何呢？

在操作空间上不见得比秦军好多少，甚至有可能还不如秦军。但与秦军不同的是，有些义军内部可能因为没有制度化而出现远高于正规比例的战利品划分，即使有一些义军首领较为吝啬或有长久打算，民众由于已经因被叛军裹挟而无路可退，因而被迫以积极的心态参与战斗。

以上内容并不是说“秦军和义军是一回事”或者“义军比秦军强”，而是说明两者的差别不是绝对的对立化，切不可以二极管思维进行理解。

当然，秦军与义军存在有一个绝对化的差异，就是：

秦军拥有稳定的、合法的、存在惯性的上下级关系，而义军在这一点尤其薄弱。

正因如此，义军方面就出现了冒充旧公室及扶持旧公室的情况，以弥补自然在法统上的薄弱——自然也不可能完全弥补。

到此为止，我们也就可以明确秦末义军的性质：

所谓的“六国复国”，实际是以士人为领导的起义政权，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冒充旧公室或扶持旧公室的现象，如陈胜冒充“扶苏”复楚，项梁扶持“楚王孙”复楚，士人扶持魏、赵、韩公室复国。此外，也存在士人自立的情况，如燕、齐（注）。

（注：田儋系齐宗室而非公室，田氏的成分非常复杂，断不可把宗室和公室划等号，不过齐国也出现了扶持旧公室的情况，即齐王假。）

而掌控基层武装的士人，当然是有一定武装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而且这种这种力量又得到了府库装备的支援、官僚附逆的支持、旧公室法统的支撑，因此义军的力量并不弱小——只不过也不见得能有多强大。

而秦军方面，就前文所述，秦军在战国晚期的力量本来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即使是在赵军、楚军力量大打折扣的对比下也没有表现出有多强大，它与义军的对抗当然不见得存在绝对的优势。

以章邯部为例：

其兵源主要有三，一是骊山一带的大量刑徒，二是咸阳一带的5万常备军之中的一部分，三是在关中动员的本土士人及民众。其中，后两者在史料中并未提及，不过也不难理解，毕竟调动常备军及本地士人、民众属于常例，只有武装刑徒属于特别情况才有必要记录。不过，我们也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真的只动员了刑徒，只是稍微想一想就知道可能性太低，因为组成能调动数十万集团军的指挥链终归是需要数以万记的军官，而军官不可能全从刑徒里选拔，必然要使用本土士人或常备军填充指挥链。

章邯在出征以后，先后击败了周文、“项燕”、“扶苏”、魏咎等人所部的义军，而后在项梁身上碰了钉子，但后来又击败了项梁。

从表面上来，章邯部的表现非常凶悍，但我们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

章邯部的活动范围一直在魏地及周边地区活动，这支军队对能咬住的义军固然是摧枯拉朽，但应对韩成、魏豹、刘季等人的四处活动还没找到太好的办法，最终被钉死在了魏地北部一带。只是被这个问题不太明显，由于章邯部在王离部战败后被以楚军为首的诸侯联军咬住，这个问题也就被掩盖住了。

同理，王离所部的长城军团对咬住的义军也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但对后方的司马卬等人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特别澄清：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章邯部、王离部永远解决不了各路义军，而是说截止至章邯、王离在赵境活动的时间节点为止，秦军在正面战场上确实取得了优势，但还未完全扭转战略上的劣势——事实上，秦军的另一支军团，原荥阳长官、秦相李斯之子李由所部就遭遇了惨痛失败——假设章邯、王离能快速清除赵地的战事，不排除真有可能在之后的战斗中清扫到各地流窜的义军，但也不排除像在巨鹿一样在某场战斗中翻车，更不能排除背后的秦廷突然因某路义军的突入或自身的内部火并而被摧毁。

综上所述，秦末战争中的秦军即称不上强大，也算不上弱小。

同理，义军的力量在局部战场上想和秦军两大主力直接对抗还是比较困难的，但由于各路义军四处活动，实际占有战略优势——只是这种优势并不等于必然的胜利，还需要某个时间节点出现的大捷。

如你所知，这场大捷就出现在巨鹿。

公平来说，楚军在巨鹿之战的胜利存在客观原因。王离本人在这场战争中应有明显的失误，应是秦军战败的第一责任人。从楚军“九战秦军”的表现来看，项羽应当是利用了王离疏于侦察的问题而快速迫近，又利用了秦军围城时的分散部署寻找到了突破点，再利用突破点依次击破了王离所部的各个包围点，最终全歼了王离部。当然，章邯多少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在与王离部的甬道被切断后未能夺回，只是这一责任相比于王离要小得多，实际以秦军对义军的有限优势而言也并不能说肯定有夺回的能力。

写到这里，本文也就到了结尾的部分。

以上的篇幅有点多，但总结起来只有一个简短的信息：

秦军在战国晚期的征伐中不存在绝对优势，在秦末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也不存在绝对优势，所以胜利了也正常，失败了也正常。

只是有些观点总把历史上的某一结果解释未一种绝对的必然，我们在主观上认可了这种必然以后又会在预设立场的前提下把胜利者想象得无比强大，或者把起义者想象得无比弱小，从而扭曲了本该正常的思维。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此山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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