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与众不同的人总有非同一般的经历遭遇，甚至连身世都是一种别具一格的传奇，汉高祖刘邦就是这类人物当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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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邦的身世，《史记》里说他是人和龙的结晶。

话说有一次，刘邦的母亲刘媪在一个很大的湖泊边休息，可能的确是太累了，刘媪迷迷糊糊就进入了梦乡，在梦里她还遇到了神，当时电闪雷鸣、天色晦暗。天气这么糟糕，但自己的老婆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刘邦的父亲刘老太公担心媳妇的安危，于是他焦急地到处寻找，找到湖泊边时，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一条蛟龙盘旋在自己媳妇身上。蛟龙看见刘老太公，于是慢慢从刘媪的身上离开，飞腾着潜入湖泊中。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回去后的刘媪就怀孕了，后来就生下了刘邦，很显然，刘邦是名副其实的龙的传人。

由于刘邦是人和蛟龙的结晶，所以刘邦就有了蛟龙的样子和气质。刘邦长得很有帝王相，额头高高隆起，鬓角和胡须都像龙的那样漂亮，不仅如此，刘邦左边的大腿上还长了七十二颗黑痣，排列起来就像龙的鳞片一般。他经常到人家的小酒馆赊酒喝，喝醉了酒趴在桌子上睡觉，刘邦睡着时，掌柜等人有几次就看见有龙在刘邦头上盘旋，他们都感到很吃惊，而且他们还发现，只要刘邦来喝酒时，客人都比以前多很多，于是到年终时他们就偷偷地把刘邦赊账的单子毁掉，免掉了刘邦欠的钱。

刘邦是龙的传人这一史实，《史记》里“斩白蛇起义”和“东南有天子气”进行了补充。

有一次行军途中，刘邦喝了一点酒，醉醺醺的。他让手下小弟到前面探路，手下小弟探路回来说前方道路上有一条大白蛇横在路中间，我们还是往回走吧。刘邦说男子汉大丈夫，行得正站得直，有什么好怕的，于是他走在前面，果然有一条大白蛇横在路上挡住了去路，刘邦正有些醉，酒劲增强着胆魄，况且自己早已夸下海口，不能在一众小弟面前失了面子，于是他怒不可遏，硬着头皮拔出佩剑挥舞着把白蛇砍成了两截。于是一行人继续往前面走，走着走着，微风拂面，刘邦的酒劲更浓，不过数里路，他便一下子瘫软在地上，醉得起不来了。

刘邦斩白蛇

后来有人到斩白蛇的地方，看见一个老婆婆在那里自顾自地伤心啜泣，人们感到奇怪，就问老婆婆为什么哭，老婆婆说自己的儿子被人杀了，所以哭泣。人们问老婆婆的儿子是谁，为什么会被杀，老婆婆说自己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他一时贪玩，化作一条白蛇在路上爬来爬去，不巧挡住了赤帝儿子前行的道路，赤帝的儿子拔剑就把他的儿子砍成了两截，所以她才哭得伤心欲绝。人们对老婆婆编故事的本领感到很气愤，打算教训一下她时，她却化作一道青烟，不见了。从此，人们渐渐开始相信刘邦是龙的传人，而且很害怕他，刘邦因此很冲很高兴。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 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 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刘邦是龙的传人，所以他的头上常有天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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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乾卦》认为：“云从龙，虎从风。”这一说法为后人所深信不疑。秦始皇帝常常对手下人唠叨说“东南有天子气”，刘邦就怀疑秦始皇讲的是自己，所以他起事之前，曾一度“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刘邦隐藏在深山老林，每次吕后和别人去找他，都好像有精准导航一样能准确无误地找到他。刘邦对此感到奇怪，自己明明隐藏得很好，为什么还是被这么容易找到，于是他就问自己的媳妇是怎么找的。他媳妇吕后就跟他说只要跟着天上的五彩祥云走，五彩祥云停留的地方，就能找到他。刘邦听完很高兴，原来是自己头上有云气的缘故啊。沛县的青年才俊们听说后，都认为跟着刘邦混有奔头，于是大家纷纷想要投靠刘邦。

“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刘邦排行）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鸿门宴的时候，范增劝告项羽乘机杀掉刘邦的理由就是“令人望其气，皆成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

那么，刘邦的身世果真如此传奇吗？

司马迁作为优秀的史学家，获后人“良史”的称赞，但对于刘邦身世的部分，以今人目光看来，好像实难荣膺这一美誉。其实不然，古人为文，由于其时代、社会意识及个人存在问题的局限性，思想内容无可厚非，相反，我们应从中窥视出一二。

就阐释学的观点来看司马迁作刘邦身世的部分。一切存在都只是历史性的存在，都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时空存在。人作为一种存在物，历史环境中的一员，不能超越自己的历史环境而存在，任何思想观念也不可能摆脱自己时代文化的烙印。据此看来，司马迁把刘邦的身世写得如此扑朔迷离也就不足为奇。试想远在西汉的人们，纵使有多么先进的认识理念，也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人们理解任何事物只能以自己固有的认识去看待和理解，也就是所谓的“前结构”，它包括在进行一项理解活动之前即已经具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知识、观念及思维能力是其具体体现，因此司马迁描述的刘邦身世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认识。否则，《史记》中也不会有三皇五帝的传说、简狄吞玄鸟卵而生产商祖契、姜源履巨人足迹而孕周祖后稷的记载。

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由过去、现代和未来交织的文化氛围中，他所进行的活动就是这种气氛下的具体化活动。伽达默尔因此指出：“成见是理解的前提。”即一个人在进入一项具体的阐释活动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某种观点和见解。司马迁在动手写刘邦身世之前必然已从各种传说典籍中形成对刘邦的个人见解，这些就是后来《史记》中刘邦身世的基础。

除此之外，我们不可否认司马迁一定程度上受到来自封建统治者的施压，刘邦作为汉高祖，其后世子孙必然以他为榜样而自豪，所以无论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必然都要符合统治者的意志而存在。再者，司马迁是封建社会大环境中的一员，他不可能独立存在于社会之中，且作为封建士大夫，对开国之君必然会一定程度上的美化宣扬，即使有一些“批逆鳞”的行为，始终也绕不过忠君爱国的思维定势。

当然，历史和文学的内在联系也会决定着历史的写作方向。时代的久远，史料的来源就会模糊不清，从而出现虚构的现象，如神话和民间传说口耳相传，经过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加工，就会慢慢变成人们认识世界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久而久之就会固化成反映社会生活和自然认识的重要文献。

总而言之，历史和文学有割断不了的联系，只不过文学以虚构为能事，历史以真实为准则，但也不可否认，历史可以虚构，文学也可以真实。再者，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作者自我知识水平及统治者意愿的双重调节和交叉后的结果。所以司马迁不过是先别人写了别人没有写的东西，要是历史上没有司马迁这样写，那肯定也少不了别人也会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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