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初，先秦及两汉时期的商品经济与繁盛的城市经济开始逐渐萎缩，取而代之的是日渐巩固和推广的庄园经济。王符的《潜夫论》和崔寔的《四民月令》都有对东汉庄园经济发展情况的大致描述。降至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发展已趋向成熟，如果我们翻阅一下西晋潘岳所作的《闲居赋》或者南朝谢灵运所作的《山居赋》，我们就不难想象当时一座座庄园中生产生活的生动画面。

庄园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面经营，甚至包括了诸如水果、草药、蜂蜜、葱姜等食品的经营。生活在庄园中，基本具备了各种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手工业作坊，可以做到“谢工商与衡牧”，“灌蔬自足”，“不待外求”，达到了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状态。庄园经济作为一种独立性很强的经济模式，有的庄园主甚至拥有属于自己的亦农亦兵的准军事武装。大规模的工商奴隶与大量的个体小农，通过不同的方式，成为庄园主的农奴、准农奴，一方面是这些人被束缚在庄园主的土地上，另一方面他们可获得庄园主提供的人身保护。由这种自然经济形成的门阀士族阶层，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形成分裂割据、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内部又等级森严、世代沿袭。所以庄园经济为士族阶级提供了取得人格独立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冯友兰说：“晋人的精神面貌具有一种‘超越感、解放感’。”宗白华也曾谈到魏晋时期的精神特点：“只有这几百年间（指汉末魏晋六朝）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建安时期不仅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更是我国思想史上经历重大变革的时期，人们渴望冲破儒家经学的束缚，出现了“人的自觉”的现象，形成了著名的魏晋风度。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魏晋风度的出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背景原因。

其一是儒学的日渐衰微，失去了统治人心的力量。儒家思想尤其是名教，历来讲求通过道德规范、等级名分以及伦理观念等来教化人民，以达到正风俗、安社稷、定人心的目的。自孔子开始，就形成了“圣人贵名教”的“名教”观念。孔子曾多次强调“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的重要作用：“必也正乎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矣。”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名教”观念主要内容是兴礼乐、定刑罚，凡事名正言顺，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贵贱，上下有序，秩序井然。然而这一思想发展到魏晋时期，就只剩下了注重生活中繁文缛节的形式，而忽视了对人类社会本质的研究。

其二是老庄道家思想的发展。不同于儒家所强调的伦理道德与礼法观念，道家哲学着眼于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这种自由玄妙的道家思想对于那些处于觉醒期的被怀疑苦闷折磨的士人来说，是一种新鲜的精神寄托。这一点成为魏晋士人新的人生观的基础。

其三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崩溃。由于人性的觉醒和道家自然观念的发展，两汉时期广为流传的天人感应学说逐渐受到挑战。人们开始认识到天道不是统治万物、奖善罚恶的神灵，人心的天道观念的善恶报应也提出了质疑，于是之前道德与礼法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也逐渐消失，个人的言论与行为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开始随心所欲地去说去做，正统思想消退的同时，名士的独立人格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其四是佛教思想的传入与兴起。蔡元培说：“魏晋玄谈家之思想，非截然舍儒而合于道佛也。彼盖灭裂而杂糅之。”建安时期思想发展的特点就是多家思想的多元并存，相互渗透，呈现出一种变动与活跃的不稳定状态。在这样一种政治动乱的社会，旧有的思想观念受到质疑，人心处于极度怀疑与苦闷的环境中，最容易生出宗教情绪。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汉末魏晋这种适宜的环境中，杂糅了道家思想而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魏晋人思想观念的重要方面。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形态的重大变化，那么魏晋时期即是发生重大变化的第二次时期，也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经历重大转折的时期。“魏晋风度”即形成于这些转折与变化的过程中。马光的相关描述，“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一种潇洒风流、通脱自然的精神风貌与思想风格，所以又被称为“魏晋风流”。何晏、王弼以及“竹林七贤”等人是这批士人中的突出代表，他们崇尚老庄、蔑视礼教，放达不羁、遗落世事。魏晋风度形成于魏晋时期，不仅在六朝时期有延续与发展，就是在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它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在《中国文化的清流》一书中，王晓毅先生分析魏晋风度的形成是一种“权威暗示”的表现。玄学名士中大多为官宦子弟、富人，这些人同时又是文化精英，他们的举止行为，往往牵动整个社会的关注，也就是说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人们的争相效仿，普通人就是在这种“权威暗示”的影响下去追求“时尚”，进而形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风气。于是“魏晋风度”成为了我国历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

魏晋风度的主要行为表现是饮酒服药、扪虱清谈等，往往慷慨洒脱，随性而为，放达不羁，但这些行为只是魏晋风度的外在表象，而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在底蕴，也就是隐藏在这些表象之下的内在精神。魏晋风度是名士们追求的精神自由同黑暗的社会现实碰撞出的矛盾体，是他们外表的飘逸、豁达、欢乐、奔放与心底的沉重、执着、痛苦、压抑对立冲突的产物，而他们那些放达不羁的行为恰恰说明了他们从未实现绝对的精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