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绝对是一个矛盾体的存在，即集同情与愤慨并存于一身的可怜之人，相对于对南唐后主李煜、隋末炀帝杨广、明末崇祯帝这些著名的亡国之君来说，赵佶似乎更值得同情，也更值得让人愤恨。

说他让人同情，无非是说一堂堂中原王朝的国君，被金人掳去北地，受尽侮辱，偷生度日，终死于苦寒之地；说他让人愤恨，是因为他给宋王朝造成的“靖康之难”，铁蹄过处，生灵涂炭，实是我大汉民族心中挥之不去的彻骨之痛。

赵佶，宋朝第八位皇帝，号宣和主人、教主道君皇帝，即位之后颇有一番作为，他启用新法，消弥党争，然受蔡京等奸佞左右，国势一落千丈，靖康年被金人掳去北国，苦挨时日，年54岁时死于五国城，庙号徽宗，史称宋徽宗。

后人总喜欢用赵佶同后主李煜相提并论，这是很有道理的，二人都是很偶然地成为皇帝 ，又同为亡国之君，都有着文人的气质及盖世的艺术成就，而且二人都是风度儒雅，面容俊朗，有着大批的粉丝追捧，后来都惨死异邦。

并且，据说赵佶出生时，其父偶遇李煜画像，钦羡之情伴着声声的感叹，迎来了赵佶的呱呱坠地，而李煜是被宋人掳去中原后毒杀，所以坊间又有赵佶就是李煜转世，投胎宋朝来报亡国之恨的说法。

二人最大的相似之处，是同为艺术大家，李煜是被尊为“千古词帝”，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在词的星空中熠熠生辉；赵佶是画坛魁首，书画双绝，一笔“瘦金体”是异军突起，所画的工笔花鸟画自成“院体”，几无人能及，是艺术成就最高之人，亦可以说是位艺术全才。

当然，还有一个被人时常提及的相似之处是，亡国之后都悲惨异常，妻女被辱，当然，这方面赵佶更悲惨些，因为，他的后宫家人在靖康之难中惨遭蹂躏的程度，是李煜所不能比的。

在对赵佶的评价中被广为应用的结论，是源自元朝宰相脱脱，据说他在写完《宋史·本纪·徽宗赵佶》后掷笔而叹，“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这一判词就给赵佶下了一个最终的评定，后世也最为尊崇，换句话说，这就叫盖棺定论。

与时人评价宋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相比，脱脱的这一定义却也道出了赵佶一生的悲哀，倘若他不当皇帝，肯定是位在中国艺术史上声名显赫的大家。

赵佶当皇帝共26年，上位之初还是雄心勃勃，想把国家治理好的，而且，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是颇见成效的，并不是如后世指责他完全不是一个当皇帝料之人，所谓“纵有君临天下意，可怜只是诗书人”，也是有失偏颇的。

赵佶因为一出生便注定与帝王无缘，因为按当时的规矩，作为一个庶出及皇子中位列第11的排序来看，这皇位无论怎么算，也是轮不到他头上来的。

所以，官家对他并未十分看重，他自己可能于帝王的驭民之术亦并未上心，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系统教育，我估计，司马光那专门写给帝王看的《资治通鉴》，他是翻也没翻过的。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皇帝的位置偏偏就在不经意中，落在了他的头上，于是，时年17岁的赵佶，仅是一个普通王爷的端王，他稀里糊涂便成了大宋王朝的皇帝，这便是后来人们印象很差的宋徽宗。

他靠的是向太后当的皇帝，当时的宰执章惇是激烈反对的，他说过一句相当有远瞻的话，即“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但是，在曾布等人及向太后的坚持下，赵佶还是顺利上位。

算来，赵佶还是一个很仁慈之人，他当皇帝后，并没有对章惇进行打击迫害，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还封章惇为申国公，对很多攻击章惇的奏章，皆扣下不理，只是最后迫于压力，才将章惇贬官。

上位之初，向太后是“权同处分军国事”，算来还是旧党执政，这时便会感觉到，赵佶还是一个城府很深之人，他在这一段时间中，隐忍为主，直到向太后还政后，才得以一抒其志。

此时的赵佶赵官家正值青壮之际，但多年养尊处优又在艺术海洋中浸润时久，是妥妥的一位文艺青年，亲政之际便也成了他潇洒之时，于是便更加地放任了起来，还演绎出小说《水浒》中同名妓李师师的故事，更有野史所载之同词人周邦彦争风吃醋的香艳。

罗绮生香娇上春，金莲开陆海，艳都城；宝舆回望翠峰青，东风鼓，吹下半天星。

万井贺升平，行歌花满路，月随人；龙楼一点玉灯明，萧韶远，高宴在蓬瀛。

赵佶一生留下诗词数百首，虽说相对于他的画作来看，水平应该不在一个层次之上，但其中也不乏佳作，宋词三百首第一首便是他的作品，这比起后世乾隆的数万首诗，那是高出许多了。

这首《小重山》便是他在位时的欢娱之作，从中我们能读出他沉醉香艳的冶游心迹，这应该正是章惇所言“轻佻”的具体表现，从这类诗作中，他真是后主李煜的知音，诗词有着很高的艺术水平，而且有着近乎相似的人生轨迹。

对于赵佶的性格，后世皆以为他很任性，这个当是不错的，但却忽略了他本来却是一个心思缜密之人，懂得进退之道，我们从他流传下来的画作中亦可看出端倪。

如果说他的画是极品，那么他的工笔画便可称为神品了，他的画非常地工整细腻，笔法绵密细致，这岂是那率性之人能画得出来的，所以，从这点我就能断定，赵佶绝对不是一位胡作非为的任性之人。

宋徽宗《瑞鹤图》

赵佶是深知宋王朝内部最大的矛盾就是党争，他也想解决这个矛盾，他先是稳定向太后的既定国策，依然重用旧党人物，保持国家的安定，比如，将被贬去天涯海角的苏轼召回，准备重用，可惜的是，东坡先生走到常州便撒手人寰了。

但是，哪个皇帝上位后，都不愿使用旧臣，要培养自己的势力，所以，他一方面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又不失时机地“掺沙子”，提拔自己的亲信，于是，与其三观相近，有着极高艺术天赋的蔡京等一众人，随之走进了朝堂。

赵佶对王安石是相当崇敬的，从他的内心深处，亦是倾向于改革，尽管他是想调和新、旧两党的矛盾，幻想着弄一个联合执政的局面来治理国家，但是，后来他才发现，这是一件不可能实现之事，于是，干脆放弃调和，高调任用新党人物。

不得不说，在他任用的一帮朝臣中，蔡京绝对是一个干练之臣，不仅书法冠绝天下，在经济上也是很有一套，且能够在艺术上同赵佶进行交流，但蔡京一味地以赵佶的喜好为行事目标，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在蔡京的影响下，赵佶便将政事放轻了，神游于自己的艺术世界之中。

说起徽宗朝的这一批朝臣，真是历史上最烂的一帮谗谀小人了，这是被称为北宋六贼的朝廷重臣，他们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荒淫无度、排斥异己，将朝堂及整个社会，弄得是乌烟瘴气，并直接导致了江南的方腊起义和金人的入侵，最后，赵佶和他儿子钦宗一起，被弄去北国成为昏德公，死于异乡。

玉京曾忆旧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此词调寄《眼儿媚》，从内容一看便知是赵佶被掳北上后所作，他通过对昔日繁华的记忆，对比而今的凄苦，点明了自己在历史舞台上的谢幕，个中的感慨和悲伤，让人“每一批阅，为酸鼻焉。”

从当年坐拥万里河山，到如今沦为阶下囚，这落差之巨如何承受，词句中“朝喧弦管，暮列笙琶”的豪奢，与现在“花城人去今萧索”的反差，将那一缕春梦吹醒，不忍听，羌笛声声，不忍看，落花点点，唯有对故国的思念，伴着山河破碎，无处为家的悔恨，在囹圄间的忆昔伤今中苦挨时日。

虽说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今的观念却是将亡国的责任似乎全部归结于赵佶，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赵佶自是要为他的昏聩而造成的恶果负一定的责任，但如果要将北宋亡国的全部责任让他来背锅，至少是很偏激的。

作为一个皇帝，醉心于自己的艺术，收罗各种精品，大兴宫殿建设，收集奇花异石，并且还沉迷道教，这肯定是不务正业的亡国之兆，但是，仅仅这些远不足以引来亡国之痛。

明朝有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没见亡国；任用奸臣是历朝都有，也不是亡国的根本原因，至于土地兼并，民不聊生，哪个朝代没有这情况，是吧。

很多人是将方腊起义归于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至少是消耗了宋王朝大量的军力和资源，而引起方腊起义的原因，又归于赵佶的“花石纲”，这个其实就有点鬼扯了。

赵佶喜欢太湖石，一帮人就去江南收集，十艘船编为一组，沿运河运至汴梁，这便是“花石纲”，小说《水浒传》中的青面兽杨志，便是因为押运这太湖石翻船而遭厄运的。

其实，在方腊起义前，赵佶便下令停运了花石纲，真正的原因是当时朝廷各级官吏的腐败，贪污奢侈成风，对民众压榨的加剧，使得普通民众不堪重负，这是方腊起义的根本原因。

再说了，家中有庭院放置太湖石的，除了富家大户能有几人，即使是官吏强取豪夺，拆墙卸门地弄这石头，其受害者中应该没几人是草民百姓，按照一般思维方式，他们应该拍手叫好才是，于起义的根由是没有一毛钱关系的。

所以，后人“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之说是不成立的，北宋亡国的真正原因，是自太祖赵匡胤以来实施“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北宋之时是文人的天堂，武将地位低下，军队几无战力可言，被那边鄙的蕞尔西夏都打得满地找牙，一直都是拿钱换停战来维持国家和平。

更为可怕的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赵佶还一直做着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美梦，在一帮弄臣的鼓动下，单方面撕毁与辽国的“澶渊之盟”，去北国同那女真人签订海上之盟，相商着共同夹击辽国，梦想着能超越先帝的功绩而扬名青史，却忘了唇亡齿寒的基本道理。

辽人当时已被金人碾压得凄惨不堪了，但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守卫幽州的耶律大石还是领一城哀兵，将宋军打得抱头鼠窜。

后来还是金人攻占后，又是赵佶花重金赎城，真是脸面尽失，这联金击辽的决策，不仅失去了辽国这一缓冲地带，也让金人看清了宋人的战力是如此地不堪。

辽国覆没，宋金直接对抗，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金人入侵，赵佶将帝位传给儿子钦宗，逃去镇江名曰为国“祈福”，及金人退后，大权旁落又心不甘的他回到汴京，结果被捂在城中，靖康之难随即发生。

说实话，金人的两次入侵都是宋人招来的，按中国传统理念来说，就叫师出有名，因为都是宋朝视契约为儿戏，为蝇头小利违约在先，全然不管后果的胡作非为，直到把国家，也把赵佶自己给“作”死了。

即使在金人兵临城下，宋廷派赵构和张邦昌前去谈判之时，还趁夜袭击金营，结果当然又是被早有准备的金人打得头破血流，如此地不讲信用，让人真是有些无语。

反观金人倒也很是奇葩，他们知道，以自己的国力是无法占领和控制这样一个偌大的帝国的，要知道，实际上金人并没有进城去杀人放火，他们就是坚持要将不守信用的赵氏赶下去，另立一个异性王朝。

所以，他们就是一方面让城中将所有财富献出，一方面将赵氏王廷所有之人一网打尽。我不敢说没有赵佶的“作”金人就不会南侵，但是，在我的感觉中，这些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还是有着一定的底线的，比如“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礼尚往来，通使殷勤”，百余年间无战争；而宋、金“绍兴和议”后，两国之间维持了近20年的和平，不是出了个叫完颜亮的疯子，怕这和平时光会更长久些。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赵佶是个悲剧人物，人们出于对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王朝的怀念，对他也是憎恨满满，期间虽有同情之感，但那“靖康之难”的悲惨，很难得让人能发出对李后主那般的同情之心。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一段话，这是对北宋文化鼎盛的认可，也正因为如此，后人才对这个朝代有着满满地怀念。

但是，北宋王朝纵贯时代的主线却是懦弱和屈辱，总是陷于不停地割地赔款之中，几乎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便是这宋徽宗赵佶。

尽管我并不认同赵佶要对“靖康之难”负全部责任一说，因为这是自宋王朝肇始之时就埋下的祸根，只是不幸最后是在赵佶这位“艺术家”身份的皇帝身上爆发，所以可以说，这其中有必然的因素，灾难的到来，迟早而已。

在那样的情况下，即使白起再世，也难率兵抵挡金人；在那样的情况下，即使秦皇复生，也难一振朝廷雄风，累世叠加的腐朽王朝，早已是积重难返，这不是一个皇帝能改变的，更何况是一个生不逢时又很“业余”的皇帝赵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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